
学会党建
回忆者情况:张瘦梅,1912年生,1937年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离休前任山东省垦利县新华书店党支部书记。
时光易逝,记忆难平。我在北海银行的那段战斗生活,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多年了,现在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
腿残志坚 继续革命
我原来是在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十六团二营八连任政治指导员。1941年农历八月十五夜间,在海兴县赵古庄与日寇作战的时候腿负了伤,和我在一起的通讯员阎景芳因炸坏肠子而光荣牺牲。此后,我留在乐陵一带后方医院养伤,到1942年10月才离开医院到旅政治部要求分配工作。这时,我的伤虽已基本养好,但行动很不方便,还拄着一根拐杖,走近路还可以,要去较远的地方就得骑小毛驴,还得一个通讯员跟着。组织上想让我多休养一段时间,在我的坚决要求下只好答应了我,就分配我到旅政治部《前进报》社任指导员。《前进报》社是部队的报社,经常随部队辗转运动,流动性很大,我的身体很不适应,在报社工作了一个多月,组织上又分配我到北海银行做政治工作。从此,便离开了部队。
冀鲁边区当时的形势非常险恶,敌人的据点、岗楼林立,到处是封锁沟,敌人还经常出来“扫荡”。在我们住的地方,晚上就能望见四周敌人据点、岗楼里的灯光,有时还能听到敌人打更的梆子声、锣声。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印钞票的石印机、铅印机都安装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子里,在最隐蔽的地方挖好地下室,把出入地下室的洞口留在喂牲口的槽下。工作活动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1943年敌人五一大“扫荡”,我们事先都做了反“扫荡”的准备,对物资、机器等进行了插存,多埋藏在不易找到的地方,身体强壮的工作人员都疏散转移出去,身残体弱的就留下化装成老百姓,再留下少数勤杂人员对他们进行照顾。敌人“扫荡”开始那天,我们一些人跑到海铺上,我还坐上打鱼的船到了海里,风吹浪打,头晕目眩,呕吐不止。敌人这次“扫荡”使我们受到了一些损失,埋藏的石印机和一些物资被敌人挖出抢走,大的机器埋藏在另一个地方,安然无恙。敌人这次“扫荡”过后,我们就转移到沾化县新迁户村的荒草洼里,也是现挖的地屋子。这里濒临渤海,偏僻荒凉,比较安全。
1943年9月份,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与清河分行合并为北海银行渤海分行,驻在惠鲁村。银行行长王有三,科长刘子久、薛品三,指导员任锡朋,还设有财务、出纳、总务、保管和警卫人员。印钞厂驻在杨家村和建设村之间,厂的北面有条小河,我们就是吃那条河里的水。厂长李聘周,指导员曹子明,副指导员我,保管侯荫南,鉴定股长刘敬石,警卫大队长赵华川,司务长马相武。合并后的北海银行和印钞厂,不但人员增多,机器设备也得到加强,可以说是人强马壮。清河分行原来只有石印机,裁纸是用手裁刀。冀鲁边带过来的机器中有铅印机,还有裁纸机。这些机器都是通过关系,几经周折,从敌占区天津买来的。有了这些机器,大家的干劲更足了,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北海银行渤海分行很快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
众志成城 与敌周旋
正当两行合并、人强马壮、生产蒸蒸日上的时候,敌人的21天大“扫荡”就开始了。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我们事先就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领导同志作了政治动员,号召大家坚定反“扫荡”的信心;身体强壮的警卫和工作人员都组织起来,成立了反“扫荡”小组,并指定专人负责,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坚壁清野,埋藏机器设备;部分同志跟随县大队转移到安全地带;身残体弱的如我(二等残废)、侯荫南、李印怀(双目失明)和王曰彬(脚面生疮)等都留下坚持就地斗争,还留下一些年轻的同志如田同文等在厂附近的建设村一个姓崔的村民家里吃住,有时到野地里躲起来,与敌人捉迷藏。
敌人这次“扫荡”从11月18日开始到12月8日结束,闹了21天,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敌人之凶残,前所未有。敌人“扫荡”的目的,就是妄图消灭我部队,破坏我机关,抢粮抢物,毁坏工厂设施。杨家村是印钞厂驻地,这里又有兵工厂,修理枪械,制造地雷、手榴弹等,当然成为敌人“扫荡”的重点目标。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转移前在工厂内埋上地雷,并在一些地方有意插上“此处有地雷”字样的牌子,虚虚实实、真假莫辨,使敌人望而生畏。开始敌人不敢前进,当发现牌子是假的就进到厂里,结果踩响了地雷,被炸得人仰马翻。我们在野外隐藏的地方就能听到强烈的爆炸声、感受到大地的震动。
敌人“扫荡”期间,有三件事使我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第一件,草丛隐蔽,躲过敌人。有一天,敌人四面出动,向印钞厂、兵工厂北面的荆荒分进合击。我和鉴定股的小田同志一起走出村来,就听到西边和南边有跑动的脚步声、喊声。小田很惊慌,问我怎么办。我说:“我的腿残废,跑不动,只有找个地方藏起来。你年轻,又机灵,也跑得动,别管我,你就跑你的去吧!”小田向东北跑去。他走后,我就找到一片一人多高的荒草钻到里头,并做了准备,将身上带的钢笔、本子都埋起来,又编了一套应付敌人的话,以备万一被敌人发现。我蹲伏在草丛中,听到周围敌人的喊声,心里扑扑乱跳。不多时就听不到什么动静了,静悄悄的,我就慢慢站起来伸头向外张望,正好看到一个鬼子,头戴钢盔,扛着上了刺刀的大枪,正向我隐蔽的地方走来,我就赶快趴下了。晚上回到村里和同志们说起来,还觉得心惊肉跳,有点后怕呢!
第二件,真假革命,水火不容。大“扫荡”开始后,敌人就注意到兵工厂和印钞厂这两个单位,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想抢走和破坏制修枪炮和印钞票的机器设备。可是,敌人不知道机器藏在哪里,就带着汉奸和翻译到处搜寻。有一天,敌人在印钞厂找到一个隐蔽点,发现里边藏着3个人,其中2个工人、1个警卫,敌人如获至宝。首先问姓徐的炊事员:“你们是印钞厂的人吧,印票子的机器都埋在哪里?好好的告诉皇军。”老徐同志平常工作认真、性格沉默,到生死关头,照样很镇静,他摇摇头回答:“不知道!”一个鬼子暴跳如雷,用刺刀对准徐的胸膛吼叫:“死了死了的!”老徐同志仍说不知道。敌人恼羞成怒,用刺刀捅死了老徐。老徐同志虽然是个一般工人,可他在敌人面前爱憎分明、威武不屈、视死如归、为了保护党和人民的财产壮烈牺牲。他虽死犹荣,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可是,另一个赶马车的工人李云昌却吓得心惊胆战,跪地求饶,鬼子和翻译官当场就夸他是“大大的良民”。他为虎作伥,无耻地做敌人寻找印钞机器的领路人。因为埋藏的机器是由李云昌赶着马车运送的,埋在哪里他当然知道。结果印钞厂的好机器全被敌人挖出运走了,损失之大,无法计算。李云昌出卖革命利益换得了敌人的欢心,对敌人来说,他是立了大功了,敌人撤退,他也跟走了。时过不久,有人却在八大组(永安镇)发现了他。像这样叛变投敌的败类实在让人难以容忍。结果被我公安局逮捕,经过审判,就在八大组的大集上把他枪毙了。李云昌的下场,真是罪有应得,大快人心。徐和李都是工人,也都是一死,可死法不同,一个为革命而死,死得光荣、壮烈,虽死犹荣;一个为敌人卖命,死得可耻,遗臭万年。
第三件,蹚水过河,逃离敌掌。有一次,我和王曰彬同志在一起躲避敌人。他是因脚面生疮没有往包围圈外转移。俺俩藏在一起,准备回到村子里去找点东西吃,就朝西南方向走。突然发现前面有几个扛枪的人,我们大吃一惊,就立即站下观察。这时敌人也发现了我们,就大声喊叫:“过来!”我们一看形势不对,就转身朝东北方向跑去。回头一看,有个敌人追赶我们,俺俩就分开向不同方向跑。王曰彬同志尽管脚上生疮,总比我跑得快一些,我的腿残废,怎么也跑不快,那个敌人就向我追来。前面有条小河,我一气跑到小河边,不管三七二十一,穿着棉裤和鞋袜就下了河,蹚过结有薄冰的小河,就到了对岸的堤坝。敌人追到河边,停下来朝我打了一枪,这时我已经滚到坝子背面去了。敌人开枪打不着我,又不愿蹚水过河,只好悻悻而去。我看险情已过,就找到印钞厂的几个同志,和他们一块藏在一个地屋子里。到了晚上,王曰彬也找到这里来了,他说他白天是藏在交通沟里才躲过了敌人。俺俩分手才几个小时,却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高兴极了。我们说起白天的遭遇,心还在剧烈地跳动。
环境愈苦 意志愈坚
清河地区的条件非常艰苦,我们从冀鲁边合并过来,开始在生活上很不习惯。当时,垦利这个地方十分荒凉,野草丛生,荆棘遍地,人烟稀少。吃的是高粱面窝窝头,喝的是高粱面粥,住的是地屋子、土房子,条件非常简陋;春天刮风,沙土飞扬,有时甚至无法工作;夏天屋内潮湿、黑暗,蚊子成堆,太阳还没落就向人进攻,就只好早点吃晚饭,早点钻到蚊帐里去。如果没有蚊帐,晚上你不用想休息,这里确实很艰苦。但是这里也有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地多且好,盛产粮棉,解决军需民用是最理想的地方;因此这里靠河濒海,交通闭塞,荆荒遍野,敌人来了可以与其周旋。是建设抗日根据地的理想之地,清河区的军政领导机关和后勤部门都住在这里。我们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和战斗,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条件越艰苦我们就越有信心。平时不说,就说敌人21天大“扫荡”时,有时连高粱面窝头也吃不上,忍饥挨饿还要与敌人周旋,条件那么艰苦,我们也坚持过来了,当“扫荡”的敌人一走,印钞厂的工作就开始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的印钞厂就是在这样的峥嵘岁月中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胜利最后一定是属于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