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者：高桓勤，中共党员，1934年2月出生，1951年参加工作，1996年退休，退休前任中国人民银行泰安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我于1996年从中国人民银行泰安市分行退休，至此，在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了整整四十六年，光阴荏苒，岁月无情，时光就像沙漏，一丝不苟的过滤，滤掉了黑发，滤掉了矫健的身姿，甚至滤掉了曾经引以自豪的的骄人业绩。耄耋之年，以最平和的心态面对自然，面对过往，无数次浮现在眼前的，是那些点点滴滴的记忆——或许是老领导老同事的言传身教，或许是艰苦条件下的一次技术革新；“岁月曾经艰苦，青春永远无悔”的人生况味从记忆深处和岁月起点漫溯而来。

  五元钱和五斤粮票——感念老领导老同事的言传身教

  八十年代初，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袁子扬同志来泰安调研，当时办公条件相当简陋，没有接待能力，就在宿舍区腾出两间平房，请袁行长和陪同人员住下，吃饭是在机关食堂解决；袁行长是山东沂水人，曾任山东省副省长，习惯吃家乡饭，我们用煎饼、大葱以及泰安三美“白菜、豆腐、水” 招待他，最家常最简单的饭菜，他吃的很高兴，临走时送给他五斤泰安煎饼，此后不久，袁行长托人捎来五斤粮票和五元钱。

   五斤粮票和五元钱，在今天看来，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零钱，但在我心里，是一个大数目，是带给我震动和思考的大事件，忠信廉洁，立身之本。这样的点滴和细节贯穿了整个工作生涯，成为工作中的航标，行为上的楷模。

  记得五十年代初，我刚刚参加工作，在大汶口镇营业所会计股工作，股长是田冠亭同志，会计员有夏林玉、魏振生等同志，这些老同事手把手教我打算盘，监督我练习汉字和阿拉伯数字，严格要求我按制度处理各项业务，工作要认真细致，来不得一点马虎；他们的工作态度以及言传身教，成为我一生的财富。

  1957年，我曾经写过一篇记录农金员工作的短文，发表在《中国金融》杂志上，文字旁边，编辑专门配了一幅漫画，画着一个跑农村的农金员，左肩背包，右肩背粪筐，一大早出门揽储，回来的时候钱也收了，粪也满了，刻画了五十年代银行员工热爱工作、乐于奉献的形象。

  当年的工作生活条件很艰苦，我们的宿舍是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大草棚子里，每天早上五点半颜景山副行长吹哨起床，半小时的跑步或其他活动，六点至七点是政治学习时间，周一至周五晚上业务学习，星期六晚上休息，可以出去看戏看电影。周日晚上党团活动（当时的中心支行团支部成员图一）。工作学习紧张有序，条件虽然艰苦，每个人干劲十足，那时候的理想是火热的，热情是高涨的，工作繁杂却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

  蹲在大缸里过河——交通工具的变迁

  我是1951年3月参加工作的，那时候，解款的交通工具是骡子和马车，近的地方，就用骡子拉着马车送，远的地方，雇地排车拉到火车站，骡子是行里喂养的，没有解款任务的时候，骡子就在食堂拉磨。

  1952年，泰安中支撤销营业室，改建泰安县支行，我在县支行任会计股副股长，主要分管对各营业所和流动组的巡回复核工作，以及新建机构的账务建立。营业所很分散，最远的营业所离县行驻地四五十里地，来回都需要步行。1953年上半年，上级行下发东德产的自行车，泰安县行分到五辆，安排给出纳股三辆大轮车，用来向各营业所押运解款用，另外两辆小轮车，农村金融股和会计股各分到一辆；我经常到各营业所出发，这辆小轮自行车大部分时间陪着我走乡串户。

   骑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出发，心里别提多自豪了，有时候骑自行车到农村，一进村就有一大帮孩子跟着跑，一直跟到流动组门口。有一次，我骑车去范镇营业所，营业所的小宋同志看着眼馋，一心想骑着出去转转，架不住他再三央求，擅自做主，把自行车借给他出去骑一圈，他骑到北单河桥上，光顾着高兴了，没留神，一头冲到桥下，人倒没事，自行车的大梁给拱弯了，把我心疼死了，找来工具把大梁砸直了，等我忐忑的回到县行，同志们看了都很心疼，开办公会时，领导和同志们都批评我不爱护公物，把一辆新自行车给撞坏了，我在会上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这件事记了一辈子，任何情况下都会提醒自己，要有责任感，要爱护公有财产。

  从县行去上庄营业所和角峪营业所都必须过汶河，夏秋两季雨水大，如果步行，可以淌过河或者游过去，骑自行车过河就麻烦了，水浅的时候，可以推过去，水深了，推不动，扛着呢，很容易被水冲倒。在汶河柴汶河口有两位农民用一口大缸运过河的客人，这个大缸高约50厘米左右，宽约120厘米，重一百多市斤，一个大缸可容两三个人过河。渡河时，人在缸里面要蹲着，自行车平放在大瓮上，两个扳缸人分别在左右，一只手扳着大缸保持稳定，一只手作浆划水。水浅的地方走过去，水深的地方则要游泳，将客人渡过河。那时候出发坐大缸的机会还不少呢。

  1974年，我已在会计发行组任组长，文革期间，各县行收兑金银的工作人员变化较大，工作开展起来有难度，我们组织人员进行培训，培训资料选用的是1972年天津财金局编印的《鉴别金银技术资料》和山东省人民银行印发的《鉴别金银技术资料》，鉴别金银的工具，主要用试金石和金银对牌（图二），靠手和眼力。

  走过浮夸风——回归脚踏实地

  1958年大炼钢铁开始后，我在章丘县行工作，被县委抽到大炼钢铁指挥部做财务工作。业务不多的时候，经常牵头毛驴，上面放个驮坐，到四十华里的垜庄山区运铁矿石。当时各地方相互攀比，不光粮食产量放卫星，连积肥也夸大到不可思议，比如说打死一只狗，摁倒瓮里沤腥肥，一只狗可以上报万斤肥料。

  受浮夸风、高指标的影响，银行业务也深受其害，有的基层营业所为了增加存款余额，甚至采取“实物储蓄”的方式，比如说，农民有一棵树，估价10元，就给他开10元的存单，这棵树就算存到银行了，可想而知，银行的储蓄存款余额有多大多虚，只有数字没有资金，账务混乱无序，后来县委负责同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全力纠偏，指示银行召开营业所主任会议进行纠正，银行账务用了好几年才清理完。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领导干部被打倒被下放，业务工作除现金收付外基本停止，各行普遍存在财务错乱严重，贪污盗窃案件不断发生等严重现象，以及业务库款存在短款、寄存、白条顶库、挪用库款、监守自盗等问题。1972年，我担任会计发行组组长后，狠抓各项规章制度的具体执行，设计使用《库款、武器检查报告表》，定期检查，对账务差错，每月公布一次；按照“写如印、钉如切、数字如铁”的要求，组织大练基本功，成立了珠算协会，当时的泰安珠算协会还与日本、韩国、台湾代表团进行交流，并交换有关资料。坚持了两年，效果明显，业务渐渐走上正轨，培养出一支懂业务有技术的干部队伍。

  残缺人民币一直采取送造纸厂销毁的办法，时间地点都受限制，并且对造纸厂的正常生产也有一定的影响。从一份资料上看到日本销毁破币采取粉碎的办法，经过可行性论证并请示省行同意后，我们开始试点。1975年我带人到农学院实习农场学习粉碎机的操作方法，组织了革新小组，1977年买了台功力较大的电机和粉碎机，多次实验后可行，省行还发给我们技术革新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