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42年底，薛暮桥奉中央之命，由苏北赴延安。1943年初途经山东根据地八路军115师驻地时，受罗荣桓邀请并经中央批准，留在山东主持经济工作，当时正值山东根据地深受日伪大肆倾销法币毒害之际。对此，薛暮桥经过深入调查，并同根据地北海银行和财政部门反复研究，提出了“驱除法币、由抗币独占市场，稳定物价”的建议[1]；1943年6月，该建议被采纳。至当年秋季，山东根据地“排法斗争”取得成功。针对北海银行发行货币缺乏金银、美元等外汇作为备偿手段的现实，薛暮桥总结“排法斗争”取得胜利的实践经验，并结合自己多年来深入学习的经济金融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物资本位制”思想，认为“货币的基本保证是物资”[2]，可将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作为抗币的发行准备和备偿手段。“物资本位制”思想从此诞生，并成为北海银行不断发展壮大的理论基础。此后,北海银行坚持“物资本位制”思想，积极而审慎地开展货币发行和货币调控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保障根据地军政开支、稳定物价、开展货币斗争、促进经济发展等重要职责，为争取山东根据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物资本位制”是北海银行关于货币发行、货币调控的指导思想，也是开展北海银行史研究工作中必然面临的重要课题。当前，学术界关于“物资本位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领域。

（一）关于“物资本位制”的概念

叶世昌和张远（2010）认为，就名称而言，“物资本位”相当于北洋政府时期廖仲恺所说的“货物本位”,但两者关于物资准备的内容和纸币发行办法不同,将薛暮桥的“物资本位”称为“物资准备”更确切，因为重要物资是发行北海币的“准备”，而不是北海币的“本位”；郭本意（2016）认为薛暮桥的“物资本位制”实为“物价本位制”，“物价本位制”不仅仅是一种财政体系，也是一种金融体系；钟钦武（2019）将北海银行的货币发行制度称为“物价本位制”，认为北海银行货币准备与调控制度的核心是物价稳定。

 从薛暮桥本人的思想来看，起初他也将北海银行的货币制度定义为“物价本位制”。1945年6月，薛暮桥在《全省工商工作的方针与政策》中提到，“有人询问我们采用的是什么货币制度，我们采用‘管理通货制’‘物价本位制’。我们的本币既不是同金银保持一定的联系（今天的金银已经完全失去交换作用，成为投机对象，它的价格极不稳定，不能用作货币本位），更不是同法币、伪钞保持一定的联系，我们的本币是与物价联系，是把物价指数（不是某一种商品的指数，而是若干种重要商品的总指数）作为我们决定币值高低的标准”[3]。

随着实践和思考的深入，薛暮桥对北海银行的货币准备与货币调控有了更成熟的认识。在1946年回答一位美国记者的提问时，他正式提出了“物资本位制”的概念，“解放战争时，有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到山东解放区来访问，他看到抗币没有法定含金量，没有金银贮备，也得不到美元、英镑的支持，为什么能够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认为这是无法理解的奇迹。他问我抗币定为什么‘本位’？我答复他：我们采取的是‘物资本位’”[4]。

（二）关于“物资本位制”的作用

学术界其他涉及“物资本位制”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分析“物资本位制”的作用和意义，大家普遍将“物资本位制”视作北海银行稳定物价的重要举措。如申春生（1995）指出，“物资本位”是一种以物资为基础的货币发行政策，是山东根据地保持币值和物价稳定的主要措施；王士花（2012）认为，“物资本位论”是北海币成功发行和币值稳定的主要因素；陈新岗和陈强（2014）将“物资本位制”视为山东根据地成功发展的原因之一；郭本意（2018）认为胶东北海银行以物资为本位，通过发展生产、贸易管理来支撑货币斗争，从而取得了胜利。

本文赞同叶世昌、张远、郭本意、钟钦武等国内学者的看法，认为不能将北海银行的“物资本位制”简单地视为某种“本位”，即一元北海币内含多少价值的物资。北海银行的“物资本位制”不仅是指用几种重要物资来表征北海币的内在价值，更代表着一整套北海银行货币调控制度，这与“金银本位制”所仅仅表达的“本位币内含金银价值多少”是根本不同的。

综上，目前学术界关于“物资本位制”的研究，仍局限于“物资本位制”定义本身和作用，尚未有对“物资本位制”的创建和运行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现有成果，也大多是作为佐证材料散见于北海银行币值稳定、货币发行等课题研究成果之中，缺乏关于“物资本位制”的专题研究。本文将致力于此，以填补北海银行研究领域的这一空白。在研究内容上，本文立足于薛暮桥“物资本位制”的经济思想脉络，认真梳理“物资本位制”的诞生背景、基本架构、运行实践，力求深刻揭示“物资本位制”对北海银行发展、维护北海币币值和根据地物价稳定、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贡献。

二、“物资本位制”诞生的背景

薛暮桥“物资本位制”思想，诞生于其在1942年末、1943年初来山东根据地指导经济工作之际。此时正值第一次排法斗争失败，中共山东分局正在总结失败教训、即将开展第二次排法斗争，根据地亟需一种能够从根本上扭转金融秩序混乱现状的指导思想和货币制度安排。

（一）根据地物价飞涨、金融秩序混乱

1942年末、1943年初，山东战场敌我势力犬牙交错、错综复杂，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国民党山东流亡政府、日伪政权各自在控制区内发行货币和流通券，各地钱庄、商会、商号各自发行的流通券和“钱帖子”等土杂钞也充斥货币市场，导致全省货币种类庞杂、金融秩序极为混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政府和国民政府进一步将大量真、假法币推向山东根据地，造成根据地物资严重流失、物价飞涨，与之锚定的北海币急剧贬值。据统计，以1937年山东根据地物价指数为基准，1942年法币物价指数为8595、上涨了近85倍，与之锚定的北海币物价指数为8400、上涨了83倍[5]。山东根据地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导致军民生活困难，山东人民坚持敌后抗战受到了严重威胁。

（二）第一次排法斗争失败、第二次排法斗争正在酝酿

面对法币恶性通胀带来的危害，在中共山东分局、省战工会的部署之下，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山东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一次排法斗争。由于认识和组织不到位，除了胶东，第一次排法斗争在其他地区都失败了，法币依然在根据地流通，黑市上法币币值反而高于北海币，根据地物价依然高涨。中共山东分局对排法斗争的失败原因进行了反思。1943年6月，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对敌货币斗争的指示》指出，“失败的原因：…没有用一切方法动员公私资本来排挤法币，银行没有负责调剂外汇，组织领导上的不统一、不协调…这一切都是三风不正的具体表现，应在整风学习中来彻底检讨，迅速纠正”[6]。1943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颁布《关于停用法币的指示》，决定“于七月二十一日起停用法币…这是民主政府的法令，同时也是我们党的政策。全体党员必须保证斗争的胜利”[7]。第二次排法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确立了北海币在根据地的单一本位币地位。

（三）薛暮桥开始主持根据地财经工作

1943年8月，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奉命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朱瑞兼任的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由薛暮桥接手。薛暮桥不仅经济理论水平极高，还高度注重生产实践和经济调查工作，是一位难得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薛暮桥认为，为了稳定物价，除了银行加强货币管理以外，还必须有一个能够控制市场物资的商业机构。1943年10月，省政府决定成立工商局，统一领导生产建设、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由薛暮桥主持工作，“黎玉同志要我担任工商局局长，我因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建议由黎玉同志兼任局长，我任监委，实际上由我来主持工商局的工作”[8]。工商局的成立和薛暮桥主持根据地工商管理、财经政策研究工作，为“物资本位制”思想的诞生和在全省运行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根据地物资生产和保障能力有所增强

1942年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后，中共山东分局确定了货币、生产、贸易三位一体的基本任务，决定发展自给自足的生产建设。1942年以后逐步掀起的减租减息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农业连年丰收，粮食、棉花、油料等都能自给，有些地区甚至还有多余可以输出。根据地还采取公私兼顾的方针，大力发展造纸工、日用品、军用化工、矿产开采等工业。北海银行也注重发放低利贷款对农村合作事业、手工业、春耕生产等进行帮扶。据统计，1939—1948年，北海银行累计发放各类贷款23.96亿元[9]。各项促进生产发展、物产丰富的政策和工作，为“物资本位制”运行提供了物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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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薛暮桥著.薛暮桥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164.

[2]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一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392.

[3]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一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389.

[4]薛暮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对敌货币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175.

[5]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四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585.

[6]山东省档案馆编.北海银行档案史料选编（3）[M].北京:线装书局,2019:52.

[7]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内部资料:第一辑,1985:287.

[8] 薛暮桥著.薛暮桥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158.

[9] 山东省钱币学会编,孙守源主撰.山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6:249-250.

（注：本文已发表在2023年第五期《华北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