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物资本位制”的基本内容

薛暮桥的“物资本位制”思想的诞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对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斗争、物价和物资市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状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其核心内容是：北海币独占市场、掌控重要物资、适时调剂货币市场。

（一）运行基础：北海币独占根据地货币市场

只有实现驱除法币、北海币独占市场，根据地才能自主可控地对物价和币值进行调控，这是“物资本位制”得以成立和运行的基础。1942底、1943年初，山东根据地深受法币倾销和大幅贬值所带来的恶性通胀困扰，根据地物价飞涨，严重威胁百姓的生活安定和发展生产。为了改变这种形势，“我（薛暮桥）同财政厅长艾楚南、北海银行行长洒海秋反复讨论，大胆提出，要稳定根据地币值、物价，唯一办法只有驱除法币，使抗币独占市场”“如果我们准许法币在市场流通，法币大量涌进，我们就无法消除市场上的通货膨胀，无法避免物价猛烈上涨”[1]。此时中共山东分局和省政府正在对第一次排法斗争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薛暮桥的意见受到山东分局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第二次排法斗争随即展开并最终取得胜利，北海币从依附于法币的从属地位摆脱出来，成为山东根据地的单一本位币。

（二）核心思想：以重要物资作为北海币发行准备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金本位制。在以金银作为准备的前提下，通常不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同一时期在山东根据地，缺乏足够的黄金、白银和美元等外汇作准备。针对这种情况，薛暮桥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可以用粮食、棉花、食盐等重要物资作为货币发行准备，并以此调节物价。薛暮桥对此进行了解释，“我们每发行一万元，至少有五千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涨，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并且认为，“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作为货币发行的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根据地人民是欢迎我们这种货币制度的，他们不要黄金，更不要美元和英镑[2]。”

（三）调控工具：北海币发行量和流通量

薛暮桥从根据地金融实践中得到的另一个重要认识是：币值能否稳定，在物资数量确定的条件下，取决于货币发行的数量。“当时我已经意识到，纸币所代表的价值决定于它的发行数量，只要不发生通货膨胀，就可以保持物价的稳定”。薛暮桥的这个认识超越了时代，“当时我万万料想不到，30年后美国也被迫放弃金本位制，也要用控制货币发行数量来稳定物价，并因此而产生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但比我们解放区迟了30年”[3]。从实际情况来看，薛暮桥所主张的控制货币发行量以稳定物价，实际是控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货币需求理论的，即M*V=P*Q(M为货币流通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商品价格，Q为商品交易量)。

（四）双支柱执行机构：北海银行和工商局

薛暮桥的“以重要物资为货币准备”和“调控货币发行量以稳定物价”的观点，意味着需要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统制内外贸易、吞吐和储备重要物资，以此调控物价、稳定币值。1943年10月，山东根据地成立了工商局，负责管理工商、市场与贸易，各区县也纷纷设置工商管理部门。

在“物资本位制”的运行中，北海银行负责控制货币发行量和投放节奏，尽量避免超额发行和财政性发行，并通过信贷和存款等业务吸纳或扩张货币投放，以此来调节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量、维护物价和币值稳定；工商局则负责增加物资和外汇保障、夯实货币基础，并根据市场物价涨跌情况适时抛售或收购物资、以此平抑物价波动，事实上承担着管理货币准备和调控市场货币流通量的职能。

可见，北海银行和工商局在货币调控的性质上有所区别：北海银行是在宏观层面，依靠调节货币发行量和货币投放市场节奏来调控的，货币先是通过信贷方式流向政府和生产部门，然后通过消费和投资等形式进入市场，其货币调控手段属于间接调控；工商局是直接面向市场，依据市场物价指数涨跌情况，利用物资购销手段来调节市场物价，从而相应地增减市场货币流通量，其货币调控手段属于微观层面的直接调控（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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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薛暮桥著.薛暮桥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164.

[2]薛暮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对敌货币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175.

[3]薛暮桥著.薛暮桥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171.

（注：本文已发表在2023年第五期《华北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