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FO地位越高，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越高

CFO作为高管团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角色，在企业现金持有决策中具有核心地位，其个人特质对现金持有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本文以2015—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CFO地位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以及风险文化和机构投资者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CFO地位越高，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越高。随着地区风险文化程度的加强，CFO地位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正向影响也会增强。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CFO地位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正向影响。本文不仅从理论上拓宽了CFO对公司现金持有决策影响的研究，也为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及决策程序提供了参考，有利于企业优化现金类资金的管理。

（详见曾辉祥等.CFO地位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1,12.）

2、社会信任是纵容代理成本的“庇护伞”

作为一项重要的非正式制度，社会信任对上市公司行为决策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借助中国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讨了社会信任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是纵容代理成本的“庇护伞”，即企业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其代理成本越高，社会信任存在被滥用的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与企业代理成本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检验二者传导机制，发现经理人的职业忧虑在社会信任与企业代理成本的正向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拓展了社会信任对企业代理成本影响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在企业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为降低代理成本、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详见康旺霖等.社会信任与企业代理成本：“紧箍咒”还是“庇护伞”？金融发展研究.2021,12.）

3、家庭照料如何通过土地流转渠道影响农户的短期收入？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年）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照料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以及土地流转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照料作为一种家庭负担，对农村劳动力的经济决策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人口老龄化危机使得低收入农户显著提升了土地作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依靠性，降低了此类群体土地出让的概率及可能性，抑制了农村土地结构化、规模化、集约化进程，从而在阻滞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对农户增收产生了较强的削弱力。因此，未来决策层在通过正式照料减弱农户自主照料负担的同时，也应该将目光聚焦于低收入群体，为低收入农户制定结对帮扶计划，从而在缓解家庭照料对土地整合的负向作用之时，亦能为农户持续增收提供更多的内生动力。

（详见张永奇等.家庭照料与农户收入——基于土地流转的中介检验.金融发展研究.2021,12.）

4、企业合意投资水平与市场景气水平密切相关

本文在新古典投资理论基础上，将市场景气状态、预期偏差、融资约束纳入投资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造业上市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企业合意投资水平与市场景气水平密切相关，当市场处于扩张期时，企业合意投资规模提高，反之合意投资规模下降。受预期偏差和融资约束的影响，企业实际投资规模偏离合意投资水平，形成非效率投资。融资约束不是越低越好，当市场处于扩张期，企业对未来预期过于乐观时，适度的融资约束有助于企业合理控制投资规模，避免投资过度；当市场处于收缩期，且企业对未来预期过于悲观时，降低融资约束有利于提高企业投资规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由于融资能力和投资动力不同，其投资水平也有所不同，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容易产生过度投资问题。

（详见尘永魁.市场景气、融资约束与制造业投资——基于带有预期效应的新古典投资理论的再检验.金融发展研究.2021,12.）

5、美联储政策转向可能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形成冲击

目前全球非均衡复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新冠肺炎疫苗接种速度缓慢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进程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不断增大的通货膨胀压力、美联储货币政策突然转向、美元持续走强等因素可能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形成冲击。世界各国政府应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密切关注美联储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变动情况，改善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流动性供给机制，及时足量地向其提供新冠肺炎疫苗，增加对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降低全球复苏的非均衡性。

[详见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王宇译）.全球非均衡复苏下：美联储政策转向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与应对.金融发展研究.2021,12.]

6、金融机构持股能够抑制实体企业投资过度

本文选择2011—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金融机构持股实体企业的产融结合模式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机构持股不仅能够显著缓解实体企业投资不足，也能够抑制实体企业投资过度；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随着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增强，金融机构持股缓解企业投资不足的作用越强，当企业承担代理成本增大时，金融机构持股抑制企业投资过度的作用越强。本文厘清了金融机构持股实体企业的产融结合模式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机理，丰富了产融结合的研究内容。

（详见邢会等.产融结合能否校正企业非效率投资？——基于金融机构持股实体企业视角.金融发展研究.2021,12.）

7、管理者过度自信推动制造业过度投资，缓解制造业投资不足

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会计稳健性与企业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当企业存在过度投资时，管理者过度自信将会进一步加剧过度投资程度；当企业存在投资不足时，管理者过度自信将会凭借积极的负债策略，一定程度上缓解投资不足。调节效应检验发现会计稳健性可以抑制制造业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缓解投资不足，降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制造业过度投资的推动作用，增强其对制造业投资不足的缓解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会计稳健性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小规模企业表现更明显。

（详见周登宪.管理者过度自信、会计稳健性与制造业投资效率——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异质性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1,12）

8、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更为显著

在传统金融模式下，金融资源结构性错配严重制约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矫正这一问题，进而驱动中小企业创新。基于2011—2018年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运用面板固定及中介效应模型，在传统金融结构错配背景下，探讨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金融，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更为显著，数字金融通过矫正传统金融结构错配，改善非国有、高技术、成长期和成熟期中小企业创新融资环境，更具靶向性地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活动。进一步发现，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两个维度均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但覆盖广度影响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减少企业融资成本和降低企业杠杆来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金融的发展优化、实现创新驱动提供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详见谢婷婷等.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传统金融结构错配分析.金融发展研究.2021,12.）

9、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利用2011—2018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动态SDM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表现出了较强的正相关性特征，在时间上表现出了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2）数字普惠金融不仅直接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扩大技术溢出和促进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小；（4）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

（详见常建新等.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吗？金融发展研究.2021,12.）

10、解析保理合同对保理商的担保功能

民法典新增的保理合同是对商事实践的总结，对保理合同的解释应当结合保理实践的法律规范和行业准则。保理合同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核心要素，以资金融通或付款担保为限选要素，以账款管理和账款催收为任选要素的商事合同。资金融通或付款担保集中体现了保理合同的担保属性，二者必有一项为保理合同的内容。保理合同的担保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理商享受的追索权担保，二是虚构基础交易时保理商的保障。保理合同担保功能的实现体现于担保竞存时的权利顺位，而权利顺位则需要区分不同情形具体分析。

（详见宋天骐.论保理合同的担保功能.金融发展研究.2021,12.）

11、采用赋权模式可更周全保护个人金融数据安全利用和有序流通

个人金融数据的价值在于共享、流通、分析研判，是构建金融信用风险防范体系的基础性资源。个人金融数据的权属不清、数据流通法律规制不健全造成个人金融数据流通壁垒。个人对金融数据的权利绝对化以及金融机构对投入较大成本而控制管理的个人金融数据权利弱化，亦是加剧阻碍个人金融数据流通的重要原因。就个人而言，因个人金融数据具有信用评价功能，可精准描绘个人信用“画像”（profile），并具有社会价值、资产价值、流通价值等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属性，不宜将个人金融数据权利私人化、绝对权化，个人金融数据存在个人对金融信息的防御性法益，在法益遭受侵害时可行使删除、更正、赔偿等权利。就金融机构而言，金融机构基于服务目的、数据安全考量而对个人金融数据事实控制，应得到法律的确认并进一步配置金融机构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财产性权利。打破金融机构行为规范模式的枷锁，采用赋权模式可更周全保护个人金融数据安全利用和有序流通，此种赋权模式具有理论基础、功能价值和现实需求。

（详见黄文超.论个人金融数据的权益配置.金融发展研究.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