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际货币多元化是最大程度缓解“特里芬难题”的现实方案

 “特里芬难题”揭示了一国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时，国际货币稳定性与国际清偿力创造机制之间的根本矛盾，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研究认为，如果不改变国家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前提，国际货币一元化或多元化只能缓解该难题；只有改变国家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前提，才可能解决该难题。但是，超主权货币不具备现实基础。随着美国、欧盟、中国综合国力的相对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将进入美元、欧元、人民币“三分天下”的格局，这是最大程度缓解“特里芬难题”的现实方案。在此背景下，要深刻认识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各个阶段需要满足的条件，构建人民币“贸易顺差—资本逆差”的初期国际循环，加快区块链、数字货币等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详见李骏等.基于“特里芬难题”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探讨——兼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发展研究.2022,3.）

2、XGBoost预测模型对预测金融市场极端风险状态的效果显著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国内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金融市场也遭受着来自国外金融风险的威胁与挑战。充分考量中国金融市场部分特征化事实，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以中国金融市场为研究对象，选取了13个代表性指标，利用2005年1月—2021年6月的数据构建了中国金融市场风险指数，并且通过事件匹配方法检验指数识别作用的有效性。进一步，运用XGBoost模型预测中国金融市场极端风险，采用多种评价指标将其与传统的SVM、GBRT、RF和MLP模型进行比较研究，并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和弗里德曼检验对各个模型预测效果的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最后结合SHAP和LIME方法展示了不同特征指标对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的贡献度。实证结果表明：（1）所构建的指数较好地符合了我国金融市场风险变化的实际情况；（2）XGBoost预测模型对于极端金融风险样本识别能力较强、准确性较高，与其余模型相比，其预测性能更加优异，而且具有明显的统计检验意义。（3）利用Shapley和LIME方法挖掘出了影响中国金融市场风险的主要因素及其时变特征，且阈值效应的发现有利于金融部门对金融市场风险进行针对性的审慎监管。

（详见肖艳丽等.金融市场极端风险状态预测模型及其应用.金融发展研究.2022,3.

3、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治理作为公共管理子系统与社会治理的微结构，在“大智移云”时代备受政府与公众关注，但现有研究却鲜有系统考察。本文以此为切入点，以2012—2018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不变；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治理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来提高治理水平，且信息不对称性越低，越有利于公司强化治理水平；通过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相比较而言，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数字化转型的公司治理效应更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治理后果文献，亦为数字治理合理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详见韦谊成等.数字化转型与公司治理水平研究——来自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金融发展研究.2022,3.）

4、如何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中保持充分就业与金融稳定：美联储面对挑战（上）

当前，美国的失业率降至2017年以来最低水平，通货膨胀率升至1990年以来最高水平，实际利率和长期利率双双开始下行，美国货币政策正在调整，美联储将退出量化宽松。美联储应将膨胀预期转向“中性”或“担忧”，说明货币政策“目标”与“现实”的冲突，加快推进资产购买计划的缩减进程，在2022年上半年进入加息通道四项措施，并应当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缓慢、谨慎地由非常宽松向适度紧缩调整，以在量化宽松退出中保持充分就业和金融稳定。此外，应当充分考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职责和特征，货币政策根据经济数据的变化灵活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则着眼于中长期计划和中长期发展。

【详见贾森•弗曼（王宇译）.如何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中保持充分就业与金融稳定：美联储面对挑战（上）.金融发展研究.2022,3.】

5、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

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财务数据，以信息中介假说和业绩压力假说为理论基础，考察了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倒U形影响，但呈现抑制作用的样本较少，更多呈现出促进作用，且结论在2SLS及GMM估计下依然稳健；（2）分析师关注通过信息解读与业绩压力机制共同影响研发投入；（3）明星分析师关注会引起管理层业绩压力，从而造成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而低声誉分析师关注不引起该效应；（4）高机构持股可缓解业绩压力效应，使分析师关注促进研发投入提升。本文对于解读分析师功能及分析师与微观企业研发投资决策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视角，拓展了企业研发投资研究的逻辑边界。

（详见于博等.证券分析师关注与企业研发投入.金融发展研究.2022.3.）

6、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

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新兴金融业态，具有“普”“惠”的特性，对微观企业创新和宏观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本文采用2011—2018年中国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省级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数字金融的不同维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从结构上看，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均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而数字化程度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从功能上看，信贷、投资、信用、支付、货币基金使用指数均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而保险使用指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中介效应，并且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也能通过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促进企业创新。此外，分组检验发现距离数字金融中心（杭州）越近的省份，数字金融的发展越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反之，则不显著。研究证实了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创新具有地理空间上的扩散效应。本文拓展了数字金融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并为进一步发展数字金融提供了政策参考。

（详见刘伟等.数字金融赋能企业创新：结构、功能与传导路径.金融发展研究.2022,3.）

7、退休导致城镇居民家庭总消费显著上升，消费结构发生变动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模糊断点方法，研究退休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退休对城镇居民家庭总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显著增加了食品、医疗、旅游等家庭日常消费以及健康消费，并致使与工作相关的消费、家政服务、娱乐等消费显著下降，消费结构发生调整。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退休通过对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保障、房产、消费需求产生影响，从而引起居民家庭消费的变动。基于上述研究，建议加大退休居民收入保障力度，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详见张鹏等.退休城镇居民消费变动及影响机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金融发展研究.2022,3.）

8、隔夜舆情相对情绪强度对股票开盘收益率存在非线性影响

本文对“股吧”交易时间段和非交易时间段发布的帖子总数、阅读量以及评论数进行文本计算，得到盘中和隔夜舆情相对情绪强度和舆情传播强度指标，并以此为研究目标，建立门限回归模型，揭示隔夜舆情相对情绪强度和股票开盘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隔夜舆情相对情绪强度对股票开盘收益率存在非线性影响，当隔夜舆情相对情绪强度从绝对消极向绝对积极转变时，其对开盘收益率的影响会经历“负向影响——温和的负向影响——恶劣的负向影响——显著的正向影响”的过程。此外，本文证明了确切的消极舆情并没有引发市场恐慌，但在舆情态度不明确条件下，容易引发交易者猜忌而造成开盘收益率崩盘和抛售行为。

（详见李泓阅等.隔夜舆情的情绪强度特征与股票市场开盘收益率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2,3.）

9、家族涉入程度越高，股价崩盘风险越低

本文考察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以家族涉入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为切入点，从社会情感财富的视角为家族涉入的有效性提供证据。研究发现，家族涉入程度越高，发生股价崩盘风险的概率越低。机制检验发现，家族涉入通过提高业绩预告质量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具体表现为披露更准确和更及时的业绩预告。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业绩预告的披露形式精确度更高以及在自愿性披露的背景下，家族涉入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的结论丰富了家族企业与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内容，且对业界如何提升家族企业治理水平以及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详见易志高等.家族涉入、业绩预告与股价崩盘风险.金融发展研究.2022,2.）

10、区块链供应链金融模式的应用优势与推广障碍

区块链技术具有分布式和可追溯性特点，将其融入供应链金融将有效提升中小企业融资效率。本文认为区块链技术融入供应链金融具有较强应用优势，同时也存在诸多推广障碍，如数据节点被破解、系统资金损失难以被人为暂停、联合监管机制尚未建立等。本文尝试基于链码实现、隐私保护和数字加密设计，构建安全加密的区块链供应链金融系统，并针对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金融中的行业应用提出“三主体、两保障、两监管”的政策建议。

（详见王海全等.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金融中的应用研究——基于链码实现和隐私保护.金融发展研究.2022,3.）

11、如何纾解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的困境？

自2019年末北京市开启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以来，共计二十余市加入试点队伍。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新晋湾区，湾区内广州和深圳两市的试点情况备受瞩目。然而，相较于域内外常态化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无论在机制设计抑或运行上，广深两市在试点中均面临现实困境。借鉴域内外经验，并结合湾区的特殊性，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监管工作可以从创新理念、确立原则等方面划定柔性监管边界，从建立规则、出台配套协调机制等方面厘清刚性监管底线、建立创新监管保障，纾解目前试点困境。

（详见李莉莎等.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的困境与应对措施——以广深两地试点为例.金融发展研究.2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