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于普惠金融的市域创业生态系统能否推动实现市域经济内循环？

基于普惠金融的市域创业生态系统能否推动实现市域经济内循环？为了探究这一问题，本文将普惠金融、创业与经济发展纳入创业生态系统框架，建立世代交叠模型（generation-overlapping framework）加以理论分析，并基于我国2008—2019年的市级面板数据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加以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普惠金融、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推动作用，可以通过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优化创业生态系统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2）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推动作用以及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推动作用要求技术水平超过临界值，并对人力资本存量提出了要求。（3）应避免陷入特定发展陷阱。（4）通过构建市域创业生态系统实现市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存在事实可能性。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区域经济和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也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详见巴曙松等.创业生态系统中的普惠金融与市域经济内循环.金融发展研究.2022.9.）

2、低利率环境下金融不确定性的产出效应为正 

基于GARCH模型测度了我国金融不确定性指数，并在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下评估低利率环境下金融不确定性的产出效应。研究发现，GARCH模型测度的金融不确定性指数与我国实际经济运行状况比较吻合。其中，金融不确定性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5年股灾期间显著增大。高利率环境下，金融不确定性的产出效应为负，并且是总供给冲击；而在低利率环境下，金融不确定性的产出效应为正，并且是总需求冲击。两者相对比可知，低利率环境不仅使得金融不确定性对经济系统的负效应减弱，甚至使得金融不确定性对经济系统的效应变为正。

（详见刘金全等.低利率环境下金融不确定性的产出效应.金融发展研究.2022,9.）

3、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交互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的空间良性互动可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2020年我国220个地级市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数据，构建时变非对称互联网地理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联立方程和异质性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的空间交互效应。研究发现：（1）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之间存在双向促进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交互效应。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邻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但抑制了邻近地区的区域创新；本地区区域创新促进了邻近地区的区域创新，但抑制了邻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超大及特大城市、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存在负向空间交互效应，但中小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没有明显的空间交互影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之间存在负向空间交互效应，而中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

（详见王亮等.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基于空间联立方程和异质性SDM的实证检验.金融发展研究.2022,9.）

4、全球化不会消亡：关于自由贸易的批评与事实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受到了来自经济、地缘政治及道德三个方面的批评，文章同样从这三个方面对其做出回应，从而为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系提供理论支持。事实证明，那些反对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全球化不会消亡。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的并非去全球化，而是再全球化。为此，美国不应该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应该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详见林西科姆（王宇译）.全球化不会消亡：关于自由贸易的批评与事实.金融发展研究.2022,9.]

5、构建完善可靠的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证券公司已经建立了信息化系统，但数字化转型程度低于其他金融行业和欧美等发达国家。数字化评价体系的缺失影响着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及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本文从数字化战略、数字化业务、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治理四个维度，首次建立了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对全行业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进行了量化分析，为监管部门、行业组织和金融机构提供了决策参考，为证券公司应用数字技术重塑业务和完善金融科技治理体系提供依据。研究表明，并非所有证券公司都对数字化转型给予足够重视，这不仅导致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分化特征，也影响了整个行业的转型进程；随着证券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也需持续完善。

（详见孙国茂等.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与评价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2,9.）

6、绿色信贷政策在我国是否产生波特效应？

本文以2012年原银监会《绿色信贷指引》出台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政策的出台，重污染企业投资和负债规模均明显下降，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显著提高，说明绿色信贷政策的惩罚效应和波特效应得到了验证。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倒逼企业技术创新、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该项政策提高了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水平，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受到抑制。异质性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所有制和企业规模不同，绿色信贷政策影响效果也存在差异。对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所有制为国有且规模较大的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指引》的出台对投融资的惩罚效应更加明显，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详见尘永魁等.绿色信贷政策微观影响效应研究：惩罚还是激励——对绿色信贷政策波特效应的再检验.金融发展研究.2022,9.）

7、征收碳税虽然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冲击但整体可控

碳税作为全球主要碳定价机制之一，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效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建立涵盖碳排放模块的CGE模型，结合我国实际经济增长情况和税收情况，确定了在市场均衡条件下，我国征收碳税的最优税率水平为30元/吨二氧化碳，并设定了低中高及最优税率四种情景，分析了不同程度的碳税税率对我国宏观经济、能源消耗、部门产出及碳排放等方面的影响，发现征收碳税虽然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冲击但整体可控，且能够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总量。本文研究结论为我国开征碳税提供了一定决策参考。

（详见卢晓芸等.基于CGE模型的最优碳税水平及碳税政策效应分析.金融发展研究.2022,9.）

8、从“营利保护”出发构建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制度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概念的提出，有效回应了我国传统个人保险代理人制度在实践中的性质争议。为避免重蹈传统个人保险代理人制度发展之覆辙，在强调个人保险代理人“独立性”的基础上，应立足于其商主体身份，构建“扁平化”的组织形式，并以“营利保护”为理念重构制度内容。“再组织化”后，我国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制度构建应坚持“主体中心论”，重点围绕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的监管体系完善、代理权限公开、佣金权利保护三个方面展开。

（详见刘浩然.从去组织化到再组织化：我国个人保险代理人制度重构.金融发展研究.2022,9.）

9、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能显著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本文以200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并检验了产权性质差异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能显著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且这一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受公司盈利能力、董事会规模及代理成本的影响，表现为盈利能力越好、董事会规模越大或代理成本越高的公司，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越容易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作用路径分析结果显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可以通过提高审计费用的渠道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详见张瑞纲等.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产权性质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金融发展研究.20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