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融业扩张不利于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的提升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业扩张对实体经济部门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05—202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全国数据来看，金融业扩张不利于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的提升；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金融业扩张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以及不同地区的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金融业扩张对国有部门资本回报率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并且金融业扩张的制约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金融业扩张通过提高实体经济部门人均工资和融资成本两种机制来抑制资本回报率的提升。

（详见张前程等.金融业扩张与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金融发展研究.2022.11.）

2、流动性创造会增加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脱媒”，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规模和形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基于2007—2020年我国174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重新构建基于贷款期限和贷款类别的流动性创造指标，系统梳理了流动性创造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机理、效应和特征。研究发现：资产端和负债端的流动性创造会增加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但表外流动性创造会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与全国性商业银行相比，流动性创造显著增加了区域性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流动性创造通过增强商业银行的盈利动机激励和提高商业银行的杠杆水平增加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进一步分析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放大效应，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流动性监管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抑制效应；同时，流动性创造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即过度的流动性创造会进一步加剧商业银行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强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更好发挥金融服务实体在经济的造血功能，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详见曹文成等.流动性创造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金融发展研究.2022,11.）

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显著提高上市公司债券二级市场的信用利差

防范和化解债券市场风险，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角度，分析股东行为可能对上市公司债券市场表现产生的影响，进而为债券市场投资者提供风险防范措施。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显著提高上市公司债券二级市场的信用利差，且上述影响在市场情绪低迷、质押用于个人用途、两权分离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更为显著。针对上述情况，当上市公司进行有效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外部审计以及规范的内控时，信用风险溢价提升的情况将会得到有效缓解。本文的研究对上市公司约束大股东行为、降低融资成本以及投资人利益保护和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详见赵新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影响上市公司债券市场的表现吗？——基于债券市场信用利差数据的实证分析.金融发展研究.2022,11.）

4、融资融券制度实施与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

融资成本过高是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资本市场的健全和发展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本文基于融资融券制度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融资融券制度实施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融资融券制度实施与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融资融券交易制度可以通过提高公司透明度来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融券制度实施对非国有企业和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丰富和拓展了融资融券制度和股权融资成本等相关领域的文献，为我国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和促进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参考。

（详见夏同水等.融资融券与股权融资成本——基于分批扩容的准自然实验.金融发展研究.2022,11.）

5、供给受限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均衡将主要取决于需求下降

目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持续强劲与经济指标的不断走弱形成鲜明对照。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强于预期，失业率降至历史低位，工资保持较快增长。但与此同时，美国劳动力参与率没有明显改善，这说明劳动力供给疲弱，劳动力市场均衡将主要取决于劳动力需求下降。当前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是不可持续的，美国通货膨胀压力持续的风险加大，为此，美联储应当继续加息缩表。

〔详见凯伦·戴南 威尔逊·鲍威尔三世（王宇译）.供给受限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均衡将主要取决于需求下降.金融发展研究.2022,11.〕

6、如何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及金融生态环境耦合协调？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具有协调共生关系，把握二者空间演化特征、耦合协调关系及驱动因素对推动区域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体系，利用合成系数法测度2011—2019年省域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生态环境指数，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借助地理探测器探究二者耦合协调的主导因子及交互因子。结果表明：我国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空间布局呈现“三强带动、东西分化、中部过渡”的特征，省域金融生态环境空间布局呈现“东南向西北层次递减、中心区域极化”的特点，二者耦合协调度从濒临协调过渡到高度协调，空间上呈现出“东部沿海高、西部内陆低”的层次递减规律。人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比、人均财政收入、政府人均教育支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量是驱动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主导因子，经济发展、金融法治环境与其他系统的交互作用会助推二者耦合协调，但促进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主导因素存有异质性。因此，应从优化地区经济发展、构建完善金融法治体系以及提高居民金融素养等多方面着手，差异化推进区域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生态环境耦合协调。

（详见田晨阳等.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及其驱动因素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2,11.）

7、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和中国评级机构的评级调整行为均有显著顺周期性

本文基于标普、穆迪、惠誉等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和中国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的评级调整历史数据，对企业主体评级调整与经济周期波动之间的相关性和一致性进行分析，以考察经济周期波动下国内外评级机构的评级调整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和中国评级机构的评级调整行为均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总体而言，与中国评级机构相比，国际三大评级机构评级调整行为的顺周期性更强；国际三大评级机构评级调整行为的顺周期性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和全球经济紧缩时期明显增强，但中国评级机构没有表现出类似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导致评级机构顺周期评级调整行为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详见刘东坡.经济周期波动下的评级调整行为——基于中外比较分析的视角.金融发展研究.2022,11.）

8、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存在空间集聚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

文章基于数字贸易基础设施、贸易对象、贸易竞争力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指标体系，分别采用空间自相关、基尼系数、β收敛模型探究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存在空间集聚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整体表现出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发展格局，渐进演进趋势明显；（2）区域间差异是数字贸易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平均贡献率达55.55%，其中，东部—西部差异贡献率最大，东部—中部次之，中部—西部最小；（3）全国及三大区域数字贸易发展均存在绝对β收敛特征，在考虑了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政府补助水平四个因素后，区域间和各区域内部的数字贸易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且中部地区具有较高的收敛速度。研究结论对于总体把握中国数字贸易发展规律，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推进区域数字贸易协调发展、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详见周娟美等.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2,11.）

9、LPR报价行制度能促进商业银行加大实体企业贷款的投放

为有效应对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为货币政策工具的发展与应用带来了新机遇。本文在梳理LPR政策演进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影响有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上市的11家LPR报价行和37家其他商业银行2018—2021年财务指标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和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LPR报价行制度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作用机制和效果。结果表明：LPR报价行制度能有效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而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对政策调控的反馈力度存在异质性，LPR报价行制度在跨周期调控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并从探索报价行制度的结构性引导作用、发挥价格型工具的跨周期调节作用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详见宋光宇.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信贷调控实效及应用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2,11.）

10、大数据时代我国债务催收行业如何吸收美国经验进行批判性革新？

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了债务催收行业的转型，使得原本基于合法债权的催收行为发生异化，若不对传统监管格局加以革新，恐难以应对智能化催收下对债务人权利的侵犯。美国《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较为健全的监管机制值得借鉴，但未来中国《债务催收行业管理条例》或《债务催收行业管理法》的制定，除了吸纳美国《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所确立的基本监管框架外，更应当对智能化背景下催收行业的监管缺口进行批判性评估，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的运用，及时发现和规制不当催收行为。

（详见蒋都都等.大数据时代债务催收行业智能化发展及其监管机制革新——对美国《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的借鉴与超越.金融发展研究.2022,11.）

11、如何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监管？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监管。人大监督、财政监管、金融监管构成了三种主要监管路径。三种路径在监管属性、制度依据、运行机制乃至优势、局限性上各有不同，需要对其做出认真、全面的反思，合理界定其监管重点，从而提升监管的实效性。人大监督的主要对象应定位于一般债务，财政监管应将专项债务作为其监管重点，金融监管应超越其配合财政监管的地位，将专项债务作为其监管对象。

（详见王茂庆等.地方政府债务监管路径的反思与超越.金融发展研究.202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