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如何进一步积极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

近年来，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竞相开展法定数字货币（CBDC）相关研发，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先行开展了试点。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对世界各国已发行或计划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进行了系统的国际比较，分析其数字货币的信用背书、发行动机、发行机制、技术路线和主要特征；其次，着重运用PESTSWOT矩阵，以全球视野，从政治、经济、社会与技术四个宏观环境方面，比较分析数字人民币相较其他法定数字货币和私有数字货币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最后，给出进一步积极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的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详见周光友等.全球视野下数字人民币PEST-SWOT分析.金融发展研究.2022.12.）

2、ETF扭曲了基础资产定价还是缓冲了基础资产错误定价？

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的股票指数ETF为研究对象，分析了ETF和基础资产错误定价的程度和原因，讨论了ETF套利对基础资产定价的影响，解释了ETF错误定价的内在机制，提出了消除错误定价的投资策略。研究结果显示，ETF折溢价是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和套利限制共同导致的错误定价，这种错误定价主要出现在ETF层面，ETF错误定价的修正表现为折溢价对未来ETF收益有负向预测作用，但对基础资产未来收益无显著预测性，意味着ETF套利并没有对基础资产定价产生严重影响，投资者每周可以通过投资策略从ETF上获得0.9%的收益。进一步从投资者情绪和套利限制两个视角分别解释了ETF错误定价的内在机制，发现投资者情绪越高，套利限制越严重，ETF错误定价越大，折溢价对未来ETF收益的预测性越强。

（详见薛英杰等.投资者情绪、套利限制与错误定价——基于中国A股市场ETF的实证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2,12.）

3、中国对东盟OFDI与中国向东盟的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

将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OFDI）及出口贸易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探究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中国对东盟OFDI出口贸易效应的机制和作用途径，并采用2010—2019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的跨国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对东盟OFDI与中国向东盟的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能够显著增强中国对东盟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且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越高，对中国对东盟OFDI的出口带动效应越强；人民币国际化的调节作用在对市场寻求型以及持有人民币储备的东盟国家投资中更加突出。这一发现完善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逻辑，有效解释了国际货币职能发挥作用的传导路径。我国应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明晰人民币国际化异质性基础上推行差别化的企业扶持措施，以更大程度激发中国对东盟OFDI的出口带动作用。

（详见金丹等.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金融发展研究.2022,12.）

4、多国中央银行激进加息情况下如何应对全球金融稳定风险？

面对严峻的通货膨胀压力，各国中央银行不断加息，导致全球金融稳定风险正在上升。全球货币政策紧缩背景下，非银行金融部门的金融脆弱性增大，资产价格面临下跌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升级，逐步波及宏观经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入减少，债务风险加大；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缓冲不足，难以应对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企业部门生产成本上升，破产风险增加。为应对全球金融风险上升和金融脆弱性放大的风险，应加强市场沟通，抑制通货膨胀，适当干预外汇市场，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并在防控金融风险与避免金融无序收紧之间保持平衡。

〔详见艾德里安·托比亚斯（王宇译）.多国中央银行激进加息情况下如何应对全球金融稳定风险？金融发展研究.2022,12.〕

5、基于LightGBM算法的机器学习模型对家庭债务风险起到预警作用

家庭债务风险的预警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年、2015年、2017年和2019年CHFS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分别构建了中国城镇和农村家庭债务风险指标，结果显示城镇和农村高风险率分别约为25.06%和12.29%。进一步地，使用基于LightGBM算法的机器学习模型对城镇和农村家庭债务风险分别进行了预警，预警模型的混淆矩阵显示正确率分别为98.30%和98.18%，AUC值分别为0.9725和0.9599。SHAP框架下的机器学习模型可解释性分析显示，家庭债务因素、人口结构以及流动性等因素对城镇和农村家庭债务风险均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影响。经过更换机器学习参数、机器学习算法以及预警模型的可解释方法，显示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本文为中国家庭债务风险提供了相对客观的测度方法，对家庭债务风险起到预警作用。

（详见谭本艳等.中国家庭债务风险测度及其预警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2,12.）

6、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提高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但存在国别异质性

本文基于2008—2020年44个国家（地区）的数据，探讨金融结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提高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但存在国别异质性，对中低收入国家（地区）的降低作用强于高收入国家（地区）；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是两者关系的重要传导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对系统性风险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金融结构指数低于第一门槛值和高于第二门槛值时，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抑制作用最强。此外，国家（地区）国民储蓄率越低、银行经营越稳健、政府治理能力越强，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抑制作用越显著。

（详见张甜迪等.金融结构、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与系统性风险——基于2008—2020年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2,12.）

7、税收征管信息化能够显著提升盈余质量

以“金税三期”工程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税收征管信息化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信息化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盈余质量随之提升；且融资约束正向调节了税收征管信息化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即融资约束水平越高，税收征管信息化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拓展性研究表明，税收征管信息化对内部控制薄弱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效果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金税三期”工程经济后果及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改善提供了经验证据。

（详见许丹丹等.税收征管信息化、融资约束与盈余质量——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金融发展研究.2022,12.）

8、注册制改革有助于降低IPO抑价，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

以2019年科创板试点注册制以来的A股首次公开发行（以下简称IPO）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首次公开发行抑价率（以下简称IPO抑价率）作为定价效率的代理变量，考察注册制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审核制，注册制能够降低IPO抑价率，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注册制在高信息不对称程度、低承销商声誉和低审计师声誉情形下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应当坚定实施注册制的信心，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供给，给二级市场投资者情绪降温，为全面推进注册制做好准备。

（详见乔贵涛等.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基于IPO抑价的经验证据.金融发展研究.2022,12.）

9、董事制衡的治理效应能够抑制国有企业资本市场估值偏误现象

在全面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地缓解资本市场估值偏误、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这一话题在顶层设计、学术研究以及实务领域都备受瞩目。本文以2008—2019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股权结构以及董事制衡两个维度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股东治理对股票估值偏误的影响。研究发现：基于股权结构层面的治理无法有效改善资本市场估值偏误，但董事制衡的治理效应能够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效率与信息透明度等路径来抑制国有企业股价偏误现象。进一步研究表明，只有在地方上市国有企业中委派非国有董事，才能有效改善股票估值偏误现象，并且该治理效应在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较弱时更为有效。经非国有股东改善估值偏误后，国有企业金融错配水平得以缓解，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

（详见张世宇等.非国有股东治理与资本市场估值偏误——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验证据.金融发展研究.20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