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利率长期走高将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全球利率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短期的利率上升有逐渐向中长端利率蔓延的趋势，目前各国中央银行和市场对利率的看法逐渐从以往的低利率转向高利率的长期化。由于全球经济互联模式受到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多重影响，政策利率阻止通货膨胀（以下简称通胀）上升的作用有所减弱，影响通胀的变量增加，导致中央银行以利率为预期管理工具调控宏观经济的难度加大。本文提出，预判利率短期变化和中长期变化不但应考察各国经济实际状况，还应关注影响利率、通胀、经济增速的中长期因素，例如全要素生产率、人口老龄化、投资和储蓄结构变化等，这些新的变量对实际利率的影响加深，同时意味着利率政策工具的运用难度加大。本文认为，利率长期走高将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而且不符合债务经济的现实约束，由于长期利率中枢的走势受到短期因素和长期变量的共同影响，政策利率传导如果受阻或迟滞，将给货币政策调整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考虑到利率高位运行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形成制约，全球主要中央银行须重新思考货币政策框架，提高通胀容忍度，并考虑推动利率稳步下行，回归货币政策正常化。同时，面对利率范式转换，商业银行应注重防范利率政策风险，既要保持合理稳定净息差水平，也要增强价值创造能力。

（详见邓宇.现实观察：全球利率新变化与中长期演进.金融发展研究.2023,11.）

2、国有资本参股有助于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

国有资本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理念由“被动合规”向“管理认同”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民营企业数据，探究国有资本注入这一“反向混改”对其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1）国有资本参股有助于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其主要通过信息治理、资源支持和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作用；（2）当民营企业不存在政治关联、处于生命周期中的成熟期以及所在地环境规制较强、经济活跃度较高时，国有资本参股的绿色创新效应更为强烈；（3）国有资本参股有助于优化绿色专利结构，其不仅促进了企业自身发明型绿色专利提升，而且通过辐射效应带动了区域整体绿色发展。本文结论为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导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

（详见李春霞等.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助力还是掣肘？金融发展研究.2023,11.）

3、环境保护税有效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环境保护税法》的颁布实施推动了中国绿色税收制度的改革，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采用2011—2022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双重变换模型（CIC）研究了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有效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且主要通过促进企业内部主动提升ESG表现及在外部提高合法性要求两种方式影响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保护税对不同类型的绿色并购具有不同的效应，对垂直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同时，环境保护税对小规模、风险承担水平高及处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环境保护税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关系，是对企业环保投资、绿色转型研究的深入，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环境保护税法》提供重要经验证据。

（详见汪海凤等.环境保护税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基于双重变换模型的实证分析.金融发展研究.2023,11.）

4、为什么中央银行需要保持清晰的政策意图、灵活的分析方法和谦卑的自省精神

过去三年间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市场动荡等的冲击，使得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工作方式、全球能源供给结构以及国际贸易制度发生深刻变化。面对这些变化，企业开始调整定价策略，大幅上调产品出厂价格，而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紧张状况也提高了工人的议价能力，这都成了2022年世界性通货膨胀的重要推手。目前，价格机制能否调节全球供求关系走向再平衡尚不可知。在这个经济金融环境快速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要想保持货币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和货币政策操作的稳健性，中央银行需要坚持清晰的政策意图、灵活的分析方法和谦卑的自省精神。

〔详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王宇译）.为什么中央银行需要保持清晰的政策意图、灵活的分析方法和谦卑的自省精神.金融发展研究.2023,11.〕

5、如何构建推动养老金融发展的系统性财税政策框架？

养老金融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着力点，其快速发展需要财税政策的有力支持，国际上一些较早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运用财税政策培育和支持养老金融发展的经验做法值得借鉴。本文基于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养老产业金融三个层面，系统梳理总结了国外财税政策支持养老金融发展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构建了推动我国养老金融发展的财税政策框架。

（详见郑岩等.财税政策支持养老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启示.金融发展研究.2023,11.）

6、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重污染企业碳排放

本文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为制度背景，基于2012—2021年沪深A股420家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重污染企业碳排放，上述结论在非国有重污染企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高的重污染企业和产业结构扭曲程度高的省份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在通过促进环境治理抑制重污染企业碳排放的同时，亦通过增加重污染企业金融投资、降低存货投资方式，短期内实现了碳减排。本文的研究为认识和评价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同时也为推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优化升级提供了经验支持。

（详见李绍哲等.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抑制重污染企业碳排放吗？——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金融发展研究.2023,11.）

7、董监高责任保险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

“漂绿”现象的泛滥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阻碍。为探索治理企业“漂绿”行为的有效方案，本文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董监高责任保险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董监高责任保险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机制分析表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是董监高责任保险抑制“漂绿”行为的内在渠道。同时，本文还发现董监高责任保险对“漂绿”的治理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从外部监督机制来看，政府监管和媒体监督与董监高责任保险的“漂绿”治理功能之间存在一定替代效应，而投资者关注对董监高责任保险的“漂绿”治理更多发挥了互补作用；从管理层团队特征来看，在董监高团队女性比例较多、平均年龄较小以及拥有较多海外背景的情况下更有助于强化董监高责任保险对“漂绿”行为的抑制效果。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董监高责任保险的发展和“漂绿”行为的监管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详见马嘉萌等.董监高责任保险与企业“漂绿”行为：抑制还是加剧？金融发展研究.2023,11.）

8、审计意见和审计费用均与股价崩盘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本文以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审计师决策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研究了高管薪酬激励在二者之间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审计意见与审计费用均与股价崩盘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进行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高管薪酬激励能够强化审计意见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能够弱化审计费用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审计意见能够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从外部监管角度出发，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纳入研究框架，探索了内外部因素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为督促企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打造健康稳定的资本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

（详见李萍等.审计师决策、高管薪酬激励与股价崩盘风险.金融发展研究.2023,11.）

9、预防性监管是人工智能背景下维护金融安全的有效措施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火爆”，或将引领时代变革、助推金融业务智能化转型。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也可能引发尾部风险事件，加剧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传染性、叠加性和难预测性，放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威胁金融安全与稳定。在“人工智能+金融”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金融监管机构需要调整对金融创新风险事件的预期，制定新的金融监管策略。本文在梳理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及引发的潜在金融风险的基础上，提出预防性监管建议，旨在将金融风险管理“关口前移”，健全金融稳定长效机制，维护金融安全。

（详见黄琦等.人工智能“火爆”背景下的金融安全“冷”思考.金融发展研究.2023,11.）

10、生成式AI阶段金融科技数据合规法律化的体系构建

随着生成式AI时代的到来，金融科技实现智能技术层面的飞跃即将成为现实，而风险治理制度层面的跟进尚未实现。生成式AI阶段金融科技数据风险的防范与规制应成为全新且热潮的法律课题，亟待以更先进、更全面的法律路径对其进行治理。立足生成式AI阶段金融科技的数据质量合规风险、隐私合规风险以及垄断合规风险，合规治理的法律化体系构建被赋予必要性与正当性。但由于其是一种新的法律提法，故而我国的生成式AI阶段金融数据合规体系的构建存在法律制度供给留白、行政引导与监管困境以及司法保护不敷三个层面的法律化障碍。应具有针对性地从立法指引、行政执法、司法运行三个层面实现其法律化体系构建的尝试与突破，但金融数据合规法律化不是生成式AI阶段金融科技数据风险治理的终点，而只是金融科技发展进程中风险治理的阶段性成果，其仍需更多法律化手段的出现。

（详见罗世杰等.生成式AI阶段金融科技数据合规的法律化因应.金融发展研究.20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