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借贷便利创新工具会增加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资本监管力度和银行家乐观度的提高有助于减弱这一效应

本文基于2014—2021年中国203家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借贷便利创新工具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借贷便利创新操作会显著增加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显示，这一政策效应在区域性商业银行、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表明，借贷便利创新工具通过抑制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渠道增加信用风险。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说明，资本监管力度和银行家乐观度的提高均会减弱借贷便利创新工具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加剧效应。该研究结论对于中央银行适时适量地进行借贷便利操作和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防控具有借鉴意义。

（详见申韬等.借贷便利创新工具、资产收益率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金融发展研究.2024.1.）

2、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降低企业实际税负、扩大企业产出，从而推动社会福利最优化

“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健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财税金融制度。本文关注税收中性和税收稳定器在微观企业的实践和表现，以阐述和论证金融发展对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的影响机制。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引入金融发展和企业投资成本的概念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的实际特征下，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地方政府通过降低企业的实际税率来扩大企业产出，从而推动社会福利最优化。经验证据表明，较高金融发展水平使企业融资成本降低，鼓励企业选择债务融资机制，有利于降低企业投资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利润，进而有利于地方政府增加税收收入，缓解财政压力，并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从而再次推动企业产出的扩大。研究结果表明，当金融发展水平提高10%，该地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总体税负的实际税率将分别减少1.59%、0.76%、1.02%。本文的结论可为壮大市场主体、提升政府宏观治理能力以及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和建议。

（详见张凯强.金融发展、税收中性与企业税负.金融发展研究.2024,1.）

3、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信贷规模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作为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金融制度安排，绿色信贷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资本要素市场。本文基于中国2007—2019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了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信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将助推高污染行业发展，抑制企业创新投入，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风险，进而抑制绿色信贷规模。此外，本文识别出在资本要素扭曲程度、时间及区位条件差异下，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信贷的抑制作用也存在显著差异。相关结论为政府进一步深化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制定更为有效的差异化绿色信贷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详见张鑫等.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信贷的影响及机制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4,1.）

4、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适当的金融监管能够引导数字金融正外部性的发挥

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促进技术创新、改善资源错配和抑制过度投资是数字金融发展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在融资约束较大企业、高科技企业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适当的金融监管能够引导数字金融正外部性的发挥，助力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据此提出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数字金融监管力度和提升企业质量管理能力等政策建议。

（详见刘兴华等.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产能利用率：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4,1.）

5、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以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实证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空间效应以及区域异质性展开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在全国层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和维度差异，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使用深度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呈现“低—低”“高—高”集聚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关部门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因地制宜，实施符合本地区发展特点的数字普惠金融战略，以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详见万强等.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4,1.）

6、企业并购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并购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并购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并购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得出，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并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更为强烈。拓展性分析发现，并购显著提升了雇员的劳动收入水平，且使得公司高管与雇员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缩小。本研究为并购服务实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路径的构建提供了借鉴，对于如何通过并购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目标提供了有益启示。

（详见黄兰兰等.企业并购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吗？金融发展研究.2024,1.）

7、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是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10—2020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国家产业投资基金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分析得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质量，而且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推动企业开拓市场份额等渠道为企业技术创新奠定资金和市场需求基础。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对年轻企业、小规模企业和处于环渤海、中西部地区的集成电路企业有显著的创新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得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能够提升企业的协同创新水平和效率，而且社会基金能够增强国家产业投资基金对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本文为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利于实现突破性技术创新和提升集成电路产业链安全性。

（详见刘冰冰.产业投资基金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吗？——基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4,1.）

8、金融科技发展通过提高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和银行业竞争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

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进一步分析发现，覆盖广度的作用效果大于数字化程度。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能够通过提高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和银行业竞争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企业内部控制有效、面临高融资约束时，金融科技发展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的效果更显著。研究从理论上丰富了金融科技的经济后果和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因素类文献，实践上为强化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三部门协同推进金融体系深化改革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导。

   （详见何涌等.金融科技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基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和银行业竞争视角.金融发展研究.2024,1.）

9、金融科技创新有助于促进本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邻近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渐进、动态的长期影响

金融科技创新对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金融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创新不仅能直接促进本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对邻近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渐进、动态的长期影响。中介效应和异质性检验表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是金融科技创新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机制。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地区，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均明显高于非试点地区。因此，要优化金融科技业态空间布局，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深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详见周雷等.金融科技创新如何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金融服务效率的机制分析与空间计量.金融发展研究.2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