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山东省经济金融运行报告（2024）

2023年，山东省以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总抓手，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经济运行整体好转，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山东省金融系统精准有效落实稳健货币政策，注重加强部门政策协同，持续优化金融服务，有力地支持了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详见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山东省经济金融运行报告（2024）.金融发展研究.2024,6.〕

2、承销商与发行人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近，债券信用利差越小

债券发行定价和违约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结合信息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2003—2021年发行的信用债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承销商与发行人之间的地理距离对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承销商与发行人之间的地理距离和债券信用利差呈正相关关系，即地理距离越近，债券信用利差越小。机制分析表明，地理距离主要通过信息的类型和成本渠道影响债券发行定价，表现为地理距离对于软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的非上市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影响更大，对信息获取成本更高的非银行承销商所承销债券的信用利差影响更大。此外，地理距离还能够对债券违约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应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推动金融资源服务于本地，以促进我国债券市场健康发展。

（详见谢菁等.地理距离会影响债券发行定价吗？——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分析.金融发展研究.2024,6.）

3、领军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引领带动效应”和“资源溢出效应”提升同行非领军企业的创新产出

基于2012—2021年沪深A股市场各行业中非领军企业数据，考察行业领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溢出效应及其对同行非领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研究发现：（1）领军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同行非领军企业的创新产出，这一效果主要通过“引领带动效应”和“资源溢出效应”两条路径实现；（2）企业特质及行业特征差异均会显著调节领军企业数字化转型溢出效应的强度；（3）领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提升同行非领军企业的创新产出后，进一步赋能同行非领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结论为我国政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以及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创新和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详见黄宏斌等.领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同行非领军企业的创新产出了吗？2024,6.）

4、如何提升我国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运行效率？

为加快构建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机制，有效缓解农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5年以来我国通过财政资本金注入方式支持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立省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推动形成覆盖全国的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本文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分析法，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测度2019—2022年我国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运行效率。结果表明：（1）随机误差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会导致体系运行效率值偏低，其中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增加和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的降低对体系运行效率有促进作用。（2）调整后体系综合技术效率较高，但只有两省处于效率前沿面上，有15省低于体系均值0.902，最低的湖南省效率值只有0.65。（3）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来看，体系效率先升后降，技术和创新成为影响体系运行效率的主要因素。因此，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创新运作模式、防控业务风险是提高体系运行效率的重要途径。

（见赵全厚等.我国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运行效率评价——基于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模型.2024,6.）

5、环境领导力正向影响员工绿色行为，组织绿色文化和员工环境意识发挥了链式中介作用

为了推动实现“双碳”目标，从企业内部视角出发，对环境领导力如何协调员工实施组织期望的绿色行为进行深入分析。聚焦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构建了一个以组织绿色文化和员工环境意识为中介变量的链式中介模型。同时，引入员工知识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考察其在模型中的作用。对301名员工问卷调查数据展开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领导力正向影响了员工绿色行为；组织绿色文化和员工环境意识的链式中介作用成立；员工知识吸收能力调节了组织绿色文化与员工环境意识的关系。

（详见俞会新等.双碳”目标下环境领导力对员工绿色行为的影响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4,6.）

6、需求型信贷约束比供给型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机构信贷约束比私人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是我国新发展格局的重点，然而现阶段居民消费不足已成为国内大循环中的一大堵点。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 2018年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型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需求型信贷约束比供给型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相比于私人信贷约束，机构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信贷约束对家庭各类消费都有抑制作用，其中享乐型消费受到的影响最大。机制分析表明，信贷约束通过影响家庭非工资收入和主观贫困等抑制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地区家庭的消费支出受到信贷约束的影响更大。研究结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制定差异化信贷政策提供参考。

（详见吴锟等.不同类型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吗？金融发展研究.2024,6.）

7、如何从制度层面应对金融大模型应用风险？

作为新质生产力的要素之一，金融大模型的应用具有高度的技术优越性、行业契合性与实践可行性。但金融大模型在给金融业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将引发一系列风险，主要体现为算法可信风险、数据安全风险和法律监管风险。然而，风险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应当停止对金融大模型技术本身的应用。应对金融大模型的应用风险进行类型化与法律化检视，并融合算法伦理、数据相对安全和功能性监管三大理念，从“技”“制”二元共治视角建立可行的法律风险防范制度。通过健全相关制度，借助体系化制度工具应对金融大模型的法律风险，促进其安全、可信落地应用，为我国实现金融数智化转型和建设金融强国蓄力。

（详见罗世杰.金融大模型：应用、风险与制度应对.金融发展研究.2024,6.）

8、人工智能应用抑制了家庭债务规模的上升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并从信贷供求渠道验证了两者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应用抑制了家庭债务规模的上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应用更容易抑制户主为低教育水平的家庭、农村户口家庭、西部地区家庭以及低人力资本存量地区家庭的债务扩张。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应用主要通过紧缩信贷供给从而抑制了家庭债务上涨。

〔详见林常青等.人工智能应用是否影响了家庭债务？——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经验证据.金融发展研究.20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