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营资本引入能够显著增加国有控股资本保值增值率

本文实证考察了国有企业中引入民营资本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控股资本保值增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资本引入能够显著增加国有控股资本保值增值率，因而已经完成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的国有资本做大的目的。在机制路径上，推动国有企业资本经营管理效率的提升从而做强做优国有资本，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国有控股资本保值增值率的有效路径。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资本监管体制改革、新一轮改革政策引导是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经济效益的配套条件。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论与实务界厘清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认识，为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提供理论依据。

（详见刘兰欣等.民营资本引入与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来自国有控股资本保值增值视角的证据.金融发展研究.2024,8.）

2、财政透明度逐底竞争行为显著抑制了企业投资

近年来我国财政透明度出现了增速放缓的趋势。本文从标杆竞争的视角指出了财政透明度增速放缓的内在动因，构建了适用中国“晋升锦标赛”模式的城市空间权重矩阵，基于非对称反应模型验证了财政透明度逐底竞争高于逐顶竞争是增速放缓的原因。进一步嵌套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回归分析显示，财政透明度逐底竞争行为显著抑制了企业投资。异质性分析发现，财政透明度逐底竞争行为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成长期企业投资的影响更为突出。基于Kim两阶段法的机制分析发现，财政透明度变动会反向影响企业的不确定性感知，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本文开拓了财政透明度的研究视角，揭示了地方政府间财政透明度存在标杆竞争，为进一步优化企业营商环境提供了有益参考。

（详见郭健等.财政透明度标杆竞争、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投资.金融发展研究.2024,8.）

3、企业良好的ESG表现改善了政企关系从而获得更多财税资源支持

ESG是被政府高度重视的实现“双碳”目标、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工具，企业ESG表现是否会改善政企关系，从而获得政府资源以及政策支持？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以2012—202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对ESG表现是否会影响政企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改善了政企关系，即企业ESG表现越好，所获得的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越多；机制检验发现，企业ESG表现通过提高企业声誉，为与政府互动合作、构建良好关系奠定了基础；ESG表现的政企关系改善效应在高污染行业企业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政府利用财税政策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企业推进ESG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详见齐鲁光等.企业ESG表现改善了政企关系吗？——基于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金融发展研究.2024,8.）

4、媒体关注度越高的企业面临的股价崩盘风险越高

本文基于200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混合回归、中介效应模型来研究媒体关注度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度与股价崩盘风险呈正相关关系；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能减弱媒体关注度对股价崩盘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媒体关注度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国有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上市公司应对舆情危机从而规避股价崩盘风险，媒体和监管者通过创造透明的市场信息环境从而实现市场价值的长期稳定、持续和健康增长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详见张瑜等.媒体关注度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机理与管理策略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4,8.）

5、整体上居民金融素养的提高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从共同富裕的视域出发，阐述数字时代下城乡居民金融素养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逻辑和传导路径，并利用CHFS（2019）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整体上居民金融素养的提高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在东中部地区、非高等教育群体以及低收入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在居民金融素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金融和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数字时代的共同富裕目标，应多渠道、全方位提高城乡居民金融素养，完善金融体系，推动数字金融发展，增加居民金融资产投资渠道。

（详见安强身等.数字时代居民金融素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4,8.）

6、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韧性具有正向影响且呈现非线性递增的特点，东部地区及粮食主销区更为显著

提升农村居民消费韧性，激发农村消费潜力，已经成为驱动国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动力之一。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农村居民消费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13—2021年中国省域数据，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韧性具有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及粮食主销区更为显著；采用门槛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影响非线性递增的特点，并从人力资本的视角测算了引发边际递增效应的门槛水平。此外，市场化程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韧性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强农村地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等建议，以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韧性的促进作用。

（详见张伟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韧性的影响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4,8.）

7、银行业集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提升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

本文使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银行业分支机构信息，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基础考察了银行业集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银行业集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提升了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异质性分析表明，银行业集聚对化工行业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对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抑制作用。本研究对于推动金融机构改革、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以更好地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借鉴意义。

（详见毛霞等.银行业集聚、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发展研究.2024,8.）

8、信贷资源优先向绿色环保企业配置通过缩小环境规模效应和扩大技术效应降低碳排放

构建包含碳排放与信贷资源配置的内生增长模型，采用200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信贷资源配置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信贷资源优先向绿色环保企业配置，有利于降低碳排放水平。其次，信贷资源配置的碳减排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及环境意识异质性，信贷资源配置更容易促进东部地区、高环境意识水平地区的碳减排。最后，信贷资源配置通过缩小环境规模效应和扩大技术效应降低碳排放。因此，要积极引导信贷资源流向绿色环保行业，鼓励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统筹好碳减排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地制宜制定碳减排相关政策，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

（详见刘晶等.信贷资源配置的碳减排效应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