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央行担保品扩容显著提升企业投资风险偏好

央行担保品政策作为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增信的重要工具，其影响日益受到关注。基于企业投资风险偏好的视角，通过文本挖掘技术从海量的年报文本信息中构造企业投资风险偏好指数，并利用DID方法分析央行担保品政策对企业投资风险偏好的影响。研究表明，央行担保品扩容显著地提升了企业投资风险偏好。机制检验发现，政策效应源于其对2013年后发行AAA级债券的企业具有“成本激发效应”与“规模辐射效应”。此外，政策效应还受企业所在地区、企业规模、行业以及高管背景的影响。本文主要关注了央行担保品扩容带来的潜在风险，对全面评估央行担保品政策的经济影响、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具有参考意义。

（详见王少林等.央行担保品扩容是否影响企业投资风险偏好？金融发展研究.2024,12.）

2、存在总量货币政策、结构性货币政策与碳减排政策搭配的最优组合，能够在降低外部冲击和提升福利水平的同时，兼顾传统货币政策目标与绿色减排目标

短期内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采取强有力的碳减排政策，这必然对既有货币政策目标带来外部冲击，因此，货币政策必须考虑碳减排政策带来的影响，将减排目标纳入货币政策框架，通过与减排政策的有效协调搭配，实现经济发展与绿色减排的平衡。基于此，本文构建了符合中国现实的环境—动态随机一般均衡（E-DSGE）模型，以数值模拟的方式分析不同碳减排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总量货币政策、结构性货币政策与碳减排政策的协调配合方式，明确推动碳减排方面的策略选择。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三种碳减排政策皆能实现碳减排目标，但因政策作用机制不同，碳交易、征收碳税、企业限产三种情景下的社会福利水平依次递减，且均不及政策实施之前。第二，只有在碳交易政策情景下，才存在总量货币政策与碳减排政策的最优组合，同时实现经济发展与绿色减排的平衡。第三，在企业限产、征收碳税、碳交易三种碳减排政策下，皆存在结构性货币政策与碳减排政策的最优组合。综上可知，存在总量货币政策、结构性货币政策与碳减排政策搭配的最优组合，能够在降低外部冲击和提升福利水平的同时，兼顾传统货币政策目标与绿色减排目标。

（详见韩庆潇等.碳减排冲击下的最优货币政策选择：影响机制与福利效应.金融发展研究.2024,12.）

3、银行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抑制企业杠杆操纵，防范企业隐性债务风险

银行数字化转型是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实践，也是当前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环节。本文通过银企信贷匹配数据，聚焦企业杠杆操纵行为，考察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隐性债务风险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抑制企业杠杆操纵，防范企业隐性债务风险。机制分析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发挥了资源效应、监督效应和治理效应，从而防范企业隐性债务风险。不同杠杆操纵手段中，银行数字化转型主要降低了企业利用表外负债和会计手段进行的杠杆操纵。不同银行数字化转型类型中，业务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最明显。在金融监管较强的环境中，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更强。经济后果检验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能进一步降低企业杠杆操纵导致的经营风险和违约风险。研究拓展了数字金融的风险防范效应，为助力实体经济安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详见王惠和王贞洁.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防范企业隐性债务风险吗？——基于银企信贷匹配的证据.金融发展研究.2024,12.）

4、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能显著降低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水平

基于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协同治理效应和信息壁垒效应，本文重点分析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使用2007—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通过提升企业产品市场表现、提高信息透明度，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水平，印证了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协同治理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降低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作用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融资能力较弱的企业中更加突出，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在减少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同时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流动性风险。以上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为引导共同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

（详见吴春贤和朱生霞.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商业信用供给.金融发展研究.2024,12.）

5、LPR改革有效优化了利率传导机制，打通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

为改变长期存在的利率双轨制，2019年8月我国推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意图打通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本文对LPR改革前后利率传导机制的变化进行分析，利用2016年6月—2023年12月的金融数据，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LPR改革背景下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和政策效果。研究表明，LPR改革后，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对市场基准利率产生了显著影响，市场利率展现出对市场基准利率冲击的敏感性，说明此项改革有效优化了利率传导机制，确保了货币政策意图能够更为顺畅地传导至实体经济层面；相较于数量型调控方式，价格型调控工具对利率传导的影响更为显著，在流动性信号传递中更能起到关键作用，提升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效能；LPR改革后，无论选取中期借贷便利利率还是选择7天期逆回购利率为定价基准，LPR均能及时并准确地反馈二者释放的利率信号，证明了LPR改革后利率传导系统的稳定性。研究丰富了有关LPR改革实施效果的相关文献，并为进一步提升利率传导效率提供了一定启示。

（详见刘莹.利率市场化改革视阈下的利率传导机制与LPR政策效应探析.金融发展研究.2024,12.）

6、绿色投资者能有效抑制高耗能企业碳排放

绿色投资者作为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能否推动企业碳减排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本文以我国高耗能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绿色投资者对高耗能企业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投资者能有效抑制高耗能企业碳排放，且主要通过抑制管理者短视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来发挥碳减排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和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地区的企业，绿色投资者的碳减排效应在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绿色投资者的碳治理效应，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益借鉴。

（详见张芳华等.绿色投资者能抑制高耗能企业碳排放吗？金融发展研究.2024,12.）

7、基金公司签署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PRI）显著促进被投资企业绿色转型

本文以公募基金签署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PRI）为研究视角，基于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公募基金ESG投资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金公司签署PRI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显示，基金公司签署PRI能够通过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代理问题以及增加研发投入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规制较强的地区，基金ESG投资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研究不仅为基金公司ESG投资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也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层在绿色发展中的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详见谢婷婷等.基金ESG投资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了吗？——来自公募基金签署PRI的准自然实验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