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

我国中小企业普遍面临收账周期过长、应收账款规模过高等商业信用供给扭曲问题，制约其可持续发展。本文以2013—2023年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赋能商业信用供给扭曲治理的机制路径。研究发现：数智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中小企业商业信用供给扭曲；机制分析表明，中小企业数智化转型通过提升市场势力与信息透明度两条路径，抑制其商业信用供给扭曲；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智化治理效应在商业信用过度供给、行业竞争度较高地区的中小企业中更为突出，且《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出台进一步强化了数智化转型对中小企业商业信用供给扭曲的治理效应。本文从数智化转型视角，拓展了中小企业商业信用供给扭曲治理的理论解释，也为进一步应用数智技术优化中小企业账款回收环境、提升供应链资金配置效率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详见曾雅婷和井雯田.数智技术有助于抑制中小企业商业信用供给扭曲吗？金融发展研究.2026,4）

2、人工智能应用能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任务，在这一关键转型期，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技术红利正成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因素。鉴于此，本文以2013—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年报全部信息为基础，使用不依赖于固定标签或规则的大语言模型框架来测算企业人工智能指数，探究人工智能应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应用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从作用路径来看，人工智能应用通过提高管理层绿色意识、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以及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应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在低外部治理约束企业、所在地区法治环境较好的企业以及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分析显示，人工智能具有“提质增效”的双重作用，其应用对内可以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和绿色转型的协同发展，对外能提高企业市场表现和媒体声誉水平。

（详见赵浩然等.人工智能应用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金融发展研究.2026,4）

3、科技金融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生产力水平

作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临界点之后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绿色生产力深度依赖金融基础与技术变革的双重驱动，这一发展需求恰好与科技金融政策的制度框架相契合。为探究科技金融政策赋能城市绿色生产力的内在机理，本文视“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外生冲击，基于2008—2023年284个地级市数据开展研究。研究显示，试点城市绿色生产力水平在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后显著提升，但此赋能效应在环境制度基础薄弱、资源禀赋依赖程度较高和拥有老工业基地历史的城市中受阻。机制检验表明，科技金融政策通过金融结构优化、科技创新集聚和“金融结构—技术水平”匹配度提升等渠道赋能城市绿色生产力发展。本文为新发展格局下推进科技金融政策扩容绿色覆盖面、发展绿色生产力，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详见张前程和周婷霞.科技金融政策赋能城市绿色生产力——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金融发展研究.2026,4）

4、耐心资本显著提升了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且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赋能效应

耐心资本作为一种以长期性、逆周期性与战略性为核心特征的“新资本形态”，为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潜在而持续的动力。本文以2015—2023 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耐心资本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耐心资本显著提升了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且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赋能效应。机制分析显示，基于“信息基础—心理预期—行为转化”的逻辑框架，耐心资本主要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以及改善ESG治理效能助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耐心资本对非劳动密集型、资源配置效率较高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是提升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核心动能，且与耐心资本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本文从耐心资本作用机制视角，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耐心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为培育企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经验证据与现实启示。

（详见张成等.耐心资本、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新质生产力.金融发展研究.2026,4）

5、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碳减排“边界洼地”治理效应

行政边界地区由于地方政府竞争、地理区位约束，往往成为碳减排“边界洼地”，这一问题已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本文基于2010—2023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行政边界地区碳减排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碳减排“边界洼地”治理效应，且治理的边际效应随着边界属性的增强而增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边界洼地”治理效应通过缓解市场分割、提升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三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边界洼地”治理效应在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东部城市和区域协同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中更显著。因此，应因地制宜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差异化发展，以数字普惠金融为抓手推动跨区域协同减排。

（详见王军和孟永祥.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边界洼地”治理效应.金融发展研究.2026,4）

6、企业绿色投资能够显著降低低碳转型风险

在全球积极推进低碳转型的背景下，探讨企业绿色投资对低碳转型风险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以2010—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绿色投资对低碳转型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企业绿色投资能够显著降低低碳转型风险，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绿色投资的风险抑制效应在东部、中部地区和科技行业企业中更显著；第三，机制分析揭示，企业绿色投资主要通过推动实质性绿色创新、缓解融资约束以及促进供应链数字化等降低低碳转型风险。此外，企业绿色投资在降低低碳转型风险的过程中，并未造成短期财务绩效与长期市场价值下降。本文为理解企业绿色投资在低碳转型中的风险治理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并对优化绿色政策、推动企业低碳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详见张虎梅等.企业绿色投资对低碳转型风险的影响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6,4）

7、环境规制通过影响企业经营作用于银行的资产端和负债端，提高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视角，将环境规制的影响与银行风险承担模型相结合，分析环境规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渠道，并利用中国370家商业银行样本开展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强，以不良贷款率衡量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会显著上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规制通过提升企业生产运营成本的经营渠道将风险直接传导至银行体系，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增加；另一方面，环境规制通过影响企业经营进而影响银行的负债结构，压缩银行的非存款负债规模，从而提升银行资产端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随着银行所处省份风险识别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技术成果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环境规制所带来的转型风险效应会被削弱。同时，以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为代表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也有助于抑制环境规制的转型风险效应。此外，面对环境规制的转型风险效应，银行的经营行为逐渐转向稳健，表现为风险加权资产比率的下降以及拨备覆盖率的上升。本文加深了对环境规制经济金融效应的认识，也为政府部门统筹制定气候转型和金融风险防范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详见王文蔚和王健.环境规制下的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企业经营和风险分散的视角.金融发展研究.2026,4）

8、银行金融科技能够有效抑制企业杠杆操纵行为

企业杠杆操纵行为会误导市场判断、降低信息效率并提升银行信贷风险，最终阻碍资本市场的稳健发展。银行金融科技可以突破传统金融体系的固有局限，防范并抑制企业杠杆操纵行为。基于此，本文利用2012—2023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借助银企信贷匹配的证据，识别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研究显示，银行金融科技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的杠杆操纵行为，在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因素后，上述因果关系的估计结果依然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银行金融科技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冲突进而抑制企业杠杆操纵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制造企业、信息透明度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和东部区域的企业受到的抑制影响更为明显。此外，进一步研究表明，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企业杠杆操纵行为的抑制会降低企业未来的财务风险。

（详见刘浩东等.银行金融科技对实体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研究——基于银企信贷匹配的证据.金融发展研究.20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