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效促进了创新成果流动

创新成果流动是弥合区域间发展差距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11—2023年地级市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创新成果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效促进了创新成果流动，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破除行政壁垒、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匹配效率与深化创新网络，促进创新成果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公共服务能力强、技术密集程度高与制度协同能力强的地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创新成果流动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创新成果流动协同推动了创新质量与创业活力的提升。研究结论为充分释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红利、畅通创新成果流动提供了重要政策参考。

（详见徐晓莉等.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创新成果流动——来自异地专利转移的证据.金融发展研究.2026,5）

2、工商资本下乡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准确识别工商资本下乡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对完善工商资本下乡引导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工商资本下乡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工商资本下乡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果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中，工商资本下乡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对粮食主销区乡村振兴的正向影响系数最大。门槛效应检验发现，工商资本下乡水平、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水平均在工商资本下乡影响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存在单门槛效应。工商资本下乡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U形特征，当工商资本下乡水平大于门槛值0.022时，工商资本下乡对乡村振兴的正向影响开始显现；当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值0.076后，工商资本下乡对乡村振兴的正向影响呈跃迁式上升。此外，工商资本下乡能显著带动本地及周边地区的乡村振兴。为进一步释放工商资本下乡对乡村振兴的正向影响效应，应通过完善要素支撑体系、强化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推动跨区域经验交流，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根基。

（详见杨宏力和冯楷.工商资本下乡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6,5）

3、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显著推动了资本跨区域流动

本文以200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并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从企业异地投资视角系统考察了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显著推动了资本跨区域流动，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主要通过信息成本效应、市场需求效应与数字产业集聚效应三条路径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显示，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效果在数字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企业、市场化水平高的城市企业、非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高的企业以及技术型行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对企业异地投资的促进作用在400—2000公里的空间范围内最为明显，且资本流动方向仍呈现向大城市集聚的“顺向流动”特征。本文为打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关键堵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培育新质生产力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详见谢婷婷和曹金红.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与资本跨区域流动：基于企业异地投资视角.金融发展研究.2026,5）

4、供应链持股显著抑制了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以2008—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察供应链持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持股显著抑制了企业非效率投资。机制分析表明，在股权治理方面，供应链持股会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在供应链协同方面，供应链持股会通过降低供应链交易成本和缓解供应链“长鞭效应”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供应链持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低、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供应链话语权低和供应链效率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供应链持股对企业的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对持股比例在20%—50%区间内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详见石青梅等.供应链持股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治理效应与协同效应的机制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6,5）

5、担保品强度较高的企业能够吸引更多耐心资本

立足中国金融体系转型与耐心资本培育的制度背景，本文以2000—2024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系统考察了企业担保品强度对耐心资本形成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担保品强度较高的企业能够吸引更多耐心资本，该结论在经过替换变量法及多期DID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作用机制方面，担保品强度主要通过“风险收益权衡”和“隐性担保预期”两条路径产生影响，前者表现为高担保品强度企业具备更优的风险调整后收益特征，后者则通过弱化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依赖，形成对传统治理机制的替代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正向作用在持续盈利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提出并验证了“隐性担保的治理替代”机制，为理解新兴市场耐心资本的形成逻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详见张左敏暘和冯鲍.担保品强度与耐心资本——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金融发展研究.2026,5）

6、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作为中央银行“精准滴灌”的核心政策工具，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亟待深入考察。本文基于2015—202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科技创新再贷款和碳减排支持工具的“双政策工具”协同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深入探究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通过缓解金融资源错配、助力企业实现突破式创新和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三条路径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在民营企业、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以及环境规制较强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为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计、完善培育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金融支持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详见王宏涛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如何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基于“双政策工具”协同实施的准自然实验.金融发展研究.2026,5）

7、数字人民币如何影响信贷资金用途监管？

我国信贷资金用途监管虽规则完备，但资金通过账户混同、跨行划转与链条拆分等方式流转后，其去向往往难以全程追溯，贷后抽查成本高且时效弱，受托支付也可能因贸易背景核验失真而面临形式合规但用途偏离的问题。本文以信贷资金用途监管为主线，分析数字人民币在全面推广条件下对信贷运行与监管框架的影响。数字人民币依托中心化账本与可追溯记录，将贷款资金置于可记账体系内流转，并在双层运营下保持主体信息可识别，使监管从账户层面进一步走向交易层面。在此基础上，用途限制可随资金流转持续有效，并可结合逐笔数据开展异常监测，提升用途偏离的识别效率与处置准确性。文章进一步指出，用途约束增强将促使银行深度嵌入企业经营流程，同时可能压缩企业隐性周转空间并放大现金流波动带来的经营压力，政策性资金的定向投放也更易落实到支付环节。因此，信贷资金用途监管应区分用途锁定信贷与周转缓冲信贷，应推动用途规则从静态目录转向可被系统识别的经营条件，并将例外处置纳入可回溯流程，同时将监管评价标准从用途合规拓展到现金流稳定性与资源配置效率，以提升强约束条件下的系统韧性。

（详见沈庆劼.数字人民币对中国信贷体系的潜在影响及监管启示：基于信贷资金用途监管的视角.金融发展研究.2026,5）

8、农村产权如何嵌入金融机构信贷决策体系？

长期以来，农村产权因权属结构复杂、运行状态难以精准刻画、相关数据碎片化等特征，难以有效嵌入金融机构信贷决策体系，严重制约农村资源要素的价值转化，亦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困境的核心症结。基于“农农e链”平台的实践探索，本文从产权运行的内在逻辑出发，提出农村产权“归属态—流转态—约束态”的三态结构理论，并构建“确认凭证—流转凭证—资产锁定凭证”的三阶数字凭证体系，对农村产权不同运行阶段的状态进行科学确认、全程记录与有效约束。在此基础上，推动农村产权由静态权属向可识别、可计量、可控制的动态权利体系转变，进而使农村产权顺畅嵌入金融机构风险识别与信贷决策全过程。研究表明，以三态结构精准刻画产权运行规律、以三阶数字凭证实现产权状态的界定与固化，是推动农村产权嵌入信贷决策体系的关键机制与核心路径，为农村产权由资源要素向金融要素转化提供了全新的实现模式。

（详见王森.农村产权嵌入信贷决策体系的实现机制——基于“农农e链”三态结构与三阶数字凭证的理论与实践.金融发展研究.20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