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业银行的迅猛发展、金融脱媒的不断加剧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商业银行中传统的主要利润来源——利息收入的盈利空间日益减小，这就迫使商业银行介入资本市场，开拓新的业务领域，采取多元化的经营模式。与此同时，非利息收入也以它风险程度低、占用资本少、对资产负债表影响小、灵活多变等特点，成为商业银行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改变单一收入风险格局的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近几年，非利息收入的占比在商业银行中逐年增加，由此引发大量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学术研究和实证分析。然而对于非利息收入是否能够实现银行多元化经营，从而提高银行的盈利水平、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国内外学者存在很大争议。目前的文献大多通过更新数据和研究方法来进行实证分析，对于产生这种差异性的原因及其理论研究却十分罕见。本文着重梳理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旨在找出存在研究差异性的主要原因，从而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国外研究成果

国外早在20世纪就开始了对非利息收入的研究，总体来看大致分为两大观点：一是非利息收入丰富了银行的多元化经营，有利于银行经营风险的分散。二是非利息收入增加了银行盈利的波动性，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

（一）非利息收入有利于减少银行经营风险

如赫格斯塔德（Heggestad，1975）通过对美国1953—1967年间的商业银行进行收益分析，发现非利息业务的收益与银行业务的收益存在着负相关或者不相关关系，由此得到非利息收入的增加可以减少银行的经营风险；艾泽曼（Eisemann，1976）对1961—1967年间的证券市场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非利息收入对利率和经济周期变动的依赖性要小于净利息收入，从而使商业银行获得更高的风险收益，增加了银行利润的稳定性。戴蒙德（Diamond，1983、1984）研究表明银行业的多元化经营，可以有效地增加客户信息的全面性，从而增加银行的盈利水平。罗斯（Rose，1989）研究表明利差收入与银行服务类收入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因此商业银行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在政策宽松的环境下可以有效地降低银行的利率风险。圣多美罗和钟（Santomero和Chung，1992）利用资产回报率作为考核标准，模拟了多家商业银行和非金融机构的收益波动性，研究表明银行非利差收入的扩展可以有效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加洛、阿波尔多（Gallo、Apilado，1996）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增加共同基金业务可以增加其绩效水平，进而减少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罗西（Rosie，2003）通过对欧盟国家1994—1998年间的非利息收入的研究发现，非利息收入的波动性小于利息收入的波动性，因此有利于欧洲银行的收益稳定。

（二）非利息收入加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

博伊德和格拉哈姆（Boyd 和Graham，1986）研究表明银行经营的多元化与其经营风险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增加了银行的经营风险。伯杰和乌代尔（Berger和Udell，1993）认为银行业务的多元化容易造成银行业监管当局的监管弱化，从而加大了银行业的风险水平。杨和罗兰德（De Young和Roland，2001）、杨和莱斯（De Young和Rice，2004）认为非利息收入中的不同收入份额会增加银行绩效的波动性，从而加大银行的收益风险。斯特奥（Stiroh，2004）创新性地采用资本市场数据，以收入增长率的波动性为考核标准，发现非利息收入的增长会加剧风险的提升。阿查里雅、哈斯桑和桑德斯（Acharya、Hassan和Saunders，2006）通过对意大利商业银行的研究，发现非利息收益的增加会导致规模不经济问题的出现。巴勒（Baele，2007） 以托宾Q 值测度的预期和风险贝塔值为考核标准，研究了欧洲银行业的情况，发现对非利息收入依赖性的增加会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

二、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国内研究成果

与国外相比，国内的非利息收入业务开展时间较短。证券类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的扩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国内的学者在近几年才开展了对非利息收入的实证研究。他们主要是从对国外研究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将国外研究成果与国内研究成果相对比、针对国内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现状进行相关性研究等方向来开展研究。同时国内对非利息收入的研究也出现了与国外相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部分学者认为非利息收入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绩效水平，增加商业银行盈利的稳定性。王志军（2004）通过对欧洲银行业非利息收入的分析，发现随着非利息收入对利息收入的替代性增加，银行盈利的稳定性也相应提高，其中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波动性较低，而财务经营利润和证券收入的波动性相对较高。盛虎、王冰（2008）研究了我国2003—2007年间14家上市银行，得出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具有正相关关系，有利于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赫国胜、徐洁（2010）对我国2005—2009年间的10家上市银行进行实证考察，发现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盈利具有显著的正效应，非利息收入的增加有助于上市银行提高其同业的竞争力。姚文韵（2012）分析了我国14家上市银行2000—2010年间的数据，考察了非利息收入中各个组成成分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非利息收入中手续费和佣金收入与资产收益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陈龙（2013）以1997—2011年的上市银行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发现非利息收入的增加与银行总资产的增加具有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净利息收入相比，非利息收入与银行贷款损失率以及平均资产回报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国有银行的回归效果要明显优于股份制银行。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非利息收入增加了商业银行盈利的波动性，提高了银行的经营风险。魏成龙和刘建莉（2007）分析了银行多元化经营模式与绩效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实证证明多元化经营无法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同时国有银行相较于股份制银行有更强的分散风险效果。周好文、王菁（2008）对1990—2006年间我国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与利息收入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盈利水平的提高只存在于大型国有银行中。谢罗奇、龚霁虹等（2009）利用1997—2008年11家商业银行的数据，实证分析了非利息收入与利息收入的波动性对银行盈利水平的影响问题。研究发现非利息收入与净利息收入之间具有顺周期性和轻微的滞后性，即非利息收入对于经济周期冲击的调节能力较差，不利于商业银行的盈利稳定性。张雪兰（2011）采用2001—2010年间中国14家商业银行的数据研究发现，银行收入的多元化与银行经营风险之间无显著的相关性，并相应地得出了可能的原因和解决的建议。余雪飞、宋清华（2013）分析了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中非利息收入与银行风险的关系。结果显示总资产规模超过4万亿时，非利息收入的增加加剧了商业银行的破产风险。

三、非利息收入研究成果差异性原因

（一）实证分析数据来源问题

一方面，各国的商业银行制作本单位的财务报表时都会考虑盈利、上市等外部性因素，因此对财务数据的发布会有相应的调整，以便使本行的财务数据更加平滑，这就使得通过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会有所偏差。另一方面，当前对于非利息收入的分析多基于对会计数据的分析，而会计学中对于数据的处理方法多种多样，包括重置成本、现值、历史成本等多种手段，这就使得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得到的数据可能与研究对象所需的数据存在差异。另外，对于非利息收入的划分，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认识，这也就导致无法有效地对不同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另外我国的实证研究中大部分的数据来源都根据金融统计年报和上市公司的数据披露，这些数据都普遍存在着会计计量口径的偏差以及数据沉淀数量不足等问题。

（二）研究方法与考核标准的不同

在众多非利息收入对银行风险影响的研究中，不同的学者对银行风险的考核标准各不相同，其中包括不良贷款率、流动性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回报率方差、成本比、净收入增长率均值及其标准差、股权收益率均值及其标准差、夏普比率、破产风险值Z等。不同考核标准的选取所带来的实证结论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在非利息收入结构多元化的度量方面，除去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以及非利息收入中各种成分的占比等常见的自变量选择外，不同的学者对于资产规模、贷款规模、存款规模以及财务杠杆等因素，作为自变量还是作为控制变量都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另外，商业银行产权性质、网点分布和员工数量等自身因素，以及通货膨胀率和货币供应量等外部宏观因素也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因素的考虑与否都会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最后结合一些难以精确计量的相关因素，包括非利息收入与利息收入是否存在着捆绑销售问题，以及绩效考核机制和国家政策是否对非利息收入的增加产生影响等，同样会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非利息收入界定的不同

从众多国内外的文献中不难发现，我国的非利息收入来源远没有国外的丰富，特别在证券以及金融的衍生工具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国内的非利息收入主要来自于手续费及佣金，非利息收入与利息收入的相关性和依赖度依然存在。近几年商业银行为了资产负债表的完善，加大了对表外业务量的追求，非利息收入的增加往往与绩效考核相关，这就使得捆绑销售屡见不鲜，而由此将带来的是非利息收入的界定模糊，难以有效地说明是利息收入还是非利息收入的增加给银行的经营带来了影响。由此产生的国内外非利息收入的界定差异，降低了国外非利息收入研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关于非利息收入对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研究，国内外学者观点分歧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以及非利息收入的界定和考核标准不一所引起的。非利息收入与传统的利息收入（以信贷业务为主）的相关性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波动性及周期性问题，的确值得我们关注。

四、非利息收入与利息收入的相关性及其波动性

近年来，商业银行为扩大经营利润、平衡资产负债表，大力发展非利息收入规模。然而在我国，这类业务推广的途径大多与信贷业务相关。举例来看，伴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创新的步伐，贷款证券化等新型金融产品应运而生。由此带来的影响，却是银行将本应属于利息收入的贷款业务转换成了计入投资净收益的非利息收入业务，这种转换有利于商业银行提前收回贷款本金，但同时也加大了非利息收入与信贷业务的关联性。此外通过商业银行最传统的存、贷、汇业务，银行与企业之间建立起了相对牢固的业务关系，客户对以上业务的信赖程度高，同时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对企业有较大的主动性和影响力，这就间接地为银行借助信贷业务推广非利息收入业务提供了有利的资源优势。

一般认为，非利息收入与传统的利息收入相比，受宏观因素的影响较小，因此增加非利息收入比例有助于熨平宏观经济带来的周期性波动。然而近年国内外学者的实证检验却发现，非利息收入存在着较强的波动性。基于以上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信贷业务的转换成本高，而基于佣金和手续费为主的非利息收入的转换成本低，这就导致非利息收入这种依靠费用类收入的业务盈余波动性更大。二是通常我们认为非利息收入是绝对区别于利息收入本身的，但是通过前文不难看出非利息收入与利息收入的关联性呈增加的趋势，这就使得非利息收入的来源不再单纯独立于利息收入。通过这种“交叉销售”，使得业务之间的相关性增强。一旦利息收入受到外部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利息收入必然会同时受到影响。三是我国银监会对于非利息收入的资本要求没有做硬性的规定，因此近年来商业银行中非利息收入的占比逐年增加，业务量的增加虽然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变动成本，但却相应地迫使商业银行增加对非利息收入的技术开发和人员配备，于是固定成本的增加就会加大非利息收入的经营杠杆，从而增大其波动性。

五、非利息收入的周期性

既然非利息收入具有波动性，那么非利息收入的波动性是否具有周期性呢？如果具有周期性，这种周期性又是否与利息收入的周期性相关？这些问题是进一步揭示非利息收入的关键因素。

我国学者薛鸿健（2006）、周好文（2008）以及张羽、李黎（2010）等，都通过实证模型检验发现，我国的非利息收入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实证结果还表明，商业银行净收入的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银行的经营收入会受到宏观经济周期性的影响。然而净利息收入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联性，非利息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弱关联性，扣除汇兑收益后，系数显著性下降，说明汇兑收益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这似乎与我国加大非利息收入的初衷相矛盾。分析原因，笔者认为：我国一直以来对于金融的监管是以政府为主导，结合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致力于平复宏观经济所带来的利息收入的周期性波动。特别是2014年以前，市场利率未放开时，我国的逆周期政策一直保证着利息收入的平稳。然而非利息收入监管相对较为放松，市场性因素影响较大。经济萧条时，个人与企业就会减少投资理财；经济繁荣时，个人与企业就会增加投资理财，于是非利息收入就会相应地与经济的周期性同步变动。伴随着2014年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放开，利息收入受到宏观经济周期性的影响进一步增大，非利息收入的周期性将会出现新的调整。

六、进一步拓展非利息收入的建议

非利息收入的增加确实能够增加银行的经营绩效，然而其具有的波动性以及周期性却相应地可能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如何更好地利用非利息收入，结合我国经济形势以及非利息收入的自身特点，笔者给出以下建议：一是调整非利息收入业务的推广途径，明晰非利息收入与利息收入的界限。下一步我国经济必然更加开放，金融体系受到全球经济影响的程度必将进一步增大，政府无法全面保证利息收入业务的平稳性。如果继续保持我国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的相关性，那么一旦全球经济萧条，我国的金融业务将会受到冲击。二是调节非利息收入的结构。西方发达国家，非利息收入中手续费以及佣金费用依然占主导地位，这一部分收入的特点是业务量稳定且风险较低，是非利息收入中分散商业银行风险的主导力量。我国下一步应该保持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由于投资损益与汇兑损益的市场依赖程度较高，应当做好风险把控，提高其风险规避能力，这样在经济周期下行趋势时能有效地降低损失，分散风险。三是加强外部金融监控。金融监管当局应该健全非利息收入的法律法规，明确非利息收入的业务范畴，做好市场准入监督，培养和维护市场秩序及竞争环境，定期对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业务进行合规检查。我国银行业协会也应该针对非利息收入问题加强自身的自律监督。

七、结论

对于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非利息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减少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或者非利息收入增加了商业银行盈利的波动性。对于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实证分析中数据来源带来的问题，以及在非利息收入研究中，对非利息收入的界定以及研究方法和考核标准不同所造成的实证结果的不同。面对现阶段我国非利息收入与利息收入的关联性趋势，加之非利息收入自身的波动性及周期性特点，笔者认为我国的商业银行应该从明晰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的界限、调整非利息收入的结构以及加强外部金融监控三个方面，进一步拓展非利息收入，以降低下一步经济自由化及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商业银行经营风险。

（金融发展研究 2015年第2期（总第39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