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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有助于促进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金融是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价值。我国绿色金融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在国内发展现实和国际研究热潮共同推动下呈加速跟进之势，集中涌现出一大批成果。通过跟踪学习前人研究，本文将从五个角度进行归纳梳理：绿色金融的界定与起源、绿色金融的发展必要性分析、绿色金融的实践效益研究、绿色金融的发展问题研究、绿色金融的政策方向研究。通过细致梳理，力图廓清该领域研究现状与发展态势，并对其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详见巴曙松等. 中国绿色金融研究进展述评.金融发展研究.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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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否促进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合理配置？

本研究以2011—2015 年沪深A股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Heckman 两阶段模型，考察了风险投资参与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无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风险投资参与企业的高管货币薪酬与会计业绩敏感性和高管股权激励与市场业绩敏感性显著较高，而高管货币薪酬与市场业绩敏感性和高管股权激励与会计业绩敏感性显著较低。本文研究结论说明风险投资参与使得被投资公司的高管薪酬结构更加合理，提高了其与长短期业绩的匹配度，从而提升了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水平。

（详见韩威. 风险投资对高管薪酬— 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基于实施股权激励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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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货币因素的扩展投资时钟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有非常强的可应用性

在采用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领先指数及滞后指数构建传统美林投资时钟的基础上，引入M2同比代表的货币政策变量，构造了扩展投资时钟，在采用协整检验、收益统计等方法研究了2007 年1 月至2017 年12月沪深300 指数、中证500 指数、南华工业品、南华农产品及中债指数在扩展投资时钟下的表现后，结果发现：基于风险平价策略的加杠杆后的资产指数，分别构造了持有一种资产及平均持有两种资产的配置策略，发现基于扩展投资时钟的资产配置策略无论在收益提升还是风险控制方面，都表现得极为突出，能够取得较高的风险收益比；并且在与传统美林投资时钟的对比研究中发现，扩展投资时钟下的资产配置策略要明显优于传统美林投资时钟下的资产配置策略。

（详见周亮. 基于扩展投资时钟的资产轮动配置策略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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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减持规模对股价崩盘风险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本文选取2006—2016 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高管减持交易数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考察了高管减持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减持规模对股价崩盘风险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而且，当减持交易有CEO参与时，二者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操纵在高管减持规模影响股价崩盘风险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详见尹涛等. 高管减持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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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借鉴韩国经验构建“中心—外围”产融结合新机制

产融结合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后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新兴经济体促进产业要素集聚、产业升级发展和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韩国作为政府主导产融结合的代表，经过多年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以大型企业财团为中心主体、以金融体系为支撑、以中小企业为外围的“中心—外围”产融结合模式。韩国以“中心—外围”产融结合模式促进了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通过产融结合助力其“文化立国”战略的实现。但是，政府主导的“中心—外围”产融结合模式亦存在政府失效、中心企业投资饥渴、政策缺乏独立性以及资源配置扭曲等问题。整体而言，韩国政府主导的“中心—外围”产融结合模式对于我国构建产融结合新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功能和政府的指导性功能具有较好的经验启示。

（详见王波等. 韩国产融结合：模式、经验与启示.金融发展研究.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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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组织为我国的金融精准扶贫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国际多边组织担负着帮助发展中国家及贫困人口脱贫的重任，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形成了很多成功模式。这些国际金融组织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对我国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进行资金和技术援助，为我国的金融精准扶贫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基于此，我国应该根据扶贫援助策略确定重点扶贫领域、探索扶贫开发外资与内资混合使用新模式、促使政府与市场紧密配合、鼓励社会组织参与金融扶贫、创新结合“互联网+”等措施，不断优化金融扶贫体制机制，助力减贫工作。

（详见何丽. 国际金融组织在华金融扶贫经验和启示.金融发展研究.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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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球经济平衡增长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本文从经常账户、外汇市场和外汇储备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在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各国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问题，说明实现全球经济平衡增长，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包括顺差国适当降低储蓄率，逆差国适当提高储蓄率；顺差国尽量避免汇率低估，逆差国尽量避免汇率高估。

（详见美国财政部（王宇译）. 实现全球经济平衡增长.金融发展研究.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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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可转债发行会显著降低发行者CDS利差

近期，国际清算银行（BIS） 发布《应急可转债发行和银行脆弱性报告》，介绍了应急可转债的主要特征和发行情况，分析了应急可转债发行的决定因素、发行应急可转债对发行者CDS利差及股票价格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一是资本规模越大、资本状况越好的银行，越倾向发行应急可转债；二是应急可转债发行会显著降低发行者CDS利差，银行发行应急可转债能够减少风险并降低债务成本；三是触发条件水平较高的本金减记类应急可转债对股票价格有正面影响，其他类型应急可转债对股票价格没有显著影响。

（详见孙毅等. BIS发布《应急可转债发行和银行脆弱性报告》.金融发展研究.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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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险公司各项效率均值在2015 年反超澳大利亚

本文运用非参数法中的SBM模型和DEA窗口分析度量了中澳两国31 家财险公司在2011—2015 年间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2011—2013 年中国财险公司的技术效率低于澳大利亚财险公司，2014 年，中国财险公司各项效率均值呈现总体上涨势头，并在2015 年反超澳大利亚。虽然我国财险公司在规模效率方面表现良好，但我国财险行业发展仍不完善，财险公司个体技术差距较大、经营管理技术不能在市场中有效流通且缺乏淘汰机制，需进一步改善。

（详见徐星等. 中澳两国财险公司效率研究—— 基于31 家公司的数据.金融发展研究.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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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注在产业政策与股价高估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新兴加转轨”的特殊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一直注重采用以五年规划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对特定的行业进行鼓励和支持，以满足国家经济稳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产业政策的颁布实施不仅直接影响实体经济，对证券市场亦有影响。本文基于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以行为金融学的视角，研究产业政策对我国证券市场股票定价效率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研究表明，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上市公司其股价往往被高估，投资者关注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政策通过投资者关注为中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正向影响在媒体关注度高时才存在。这一结论不仅拓展和深化了股票错误定价成因的研究，同时丰富了产业政策经济后果的研究内容，为政策制定者、监管层的决策提供了新的依据。

（详见张静等. 产业政策会影响股票定价吗？——基于投资者关注视角的实证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