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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杠杆率应成为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作用的关注变量
本文构建了包含金融摩擦和价格黏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于产出和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及不同的企业融资溢价、杠杆率、高低风险企业比例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并对比了基准泰勒规则和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下的福利损失情况。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一是随着企业外部融资溢价的增加,单位货币政策冲击引起的波动增大;二是企业杠杆率的降低有助于降低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三是技术冲击短期内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四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企业杠杆率的升高,而盯住企业杠杆率的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社会福利损失下降得比较明显,企业杠杆率应成为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作用的一个“关注”变量。
(详见朱连磊等. 融资溢价、企业杠杆率与货币政策规则选择.金融发展研究.2019,9.)
2、基金公司治理特征对其业绩与赎回行为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长期面临赎回率高企问题,不利于基金公司成熟稳健发展。本文聚焦基金公司的治理特征对于基金业绩与赎回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分析基金业绩对基金赎回率的影响,从四个层面考察基金公司治理特征的调节效应,从静态与动态双维度视角实证检验其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基金公司的股东规模、股权集中度、基金经理的团队、机构投资者的市场规模及其市场占比对基金业绩和基金赎回率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基金公司的董事会规模与基金经理的性别对基金业绩和基金赎回率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而独立董事规模与基金经理学历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详见许林等. 基金业绩对赎回行为的影响:公司治理特征的调节效应.金融发展研究.2019,9.)
3、普惠金融、人力资本和产业发展是农村减贫的有效路径
农村贫困减缓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基于2007—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SCC-FE模型和门槛变量二元虚拟变量法,对经济发展和政府干预背景下,金融发展、结构偏差和农村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和结构偏差对农村贫困减缓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的单一门槛效应。金融发展规模在不同的门槛变量下均表现为减贫效应减弱,金融效率和结构偏差对农村贫困减缓转变为明显的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减贫效应逐渐消失,较高政府干预下的产业结构高级化阻碍了农村贫困减缓。结合研究结论,发展普惠金融、培育农村人力资本和扶持乡村产业发展是农村贫困减缓的有效路径。
(详见陈景帅等. 金融发展、结构偏差与农村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关系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19,9. )
4、“三柱一梁”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鼎力支撑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机遇和挑战并存。本文以“三柱一梁”概括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发展的主要因素,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应坚持本币优先构建政策环境、坚持需求拉动推进业务发展、坚持合法有序完善监督管理,并构建有效的政策传导机制。人民币国际化应顺势而为、稳步推进,服务实需并依托实需,业务发展与风险防范并重,兼顾安全与效率。
(详见庞贞燕等. 人民币国际化之“ 三柱一梁”——写在人民币跨境使用十年.金融发展研究.2019,9.)
5、我国应建立差异化的股权众筹合格投资者制度
股权众筹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形式,具有满足小微企业融资和大众投资需求、低交易成本、市场透明度高的特点,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然而,我国现行过于严格的合格投资者标准,严重制约着其良性发展,甚至失去股权众筹的本意。本文运用博弈分析大小不同投资者投资决策策略空间的差异,发现只有小型投资者尤其是行业专业小型投资者,才可能投资小额股权众筹项目;结合美日等国股权众筹合格投资者制度的建立历程及其适用环境,认为我国应坚持分步走原则和差异化标准方略,从修订《证券法》着手,构建我国的股权众筹合格投资者制度。
(详见刘泽东等. 我国股权众筹合格投资者制度的构建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19,9.)
6、提高盈余质量能够有效缓解投资者注意力引起的股价高估
本文基于行为金融学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以盈余质量的视角研究投资者注意力驱动下的资产误定价的具体表现和客观根源,结果表明,注意力驱动下的投资者交易使得股价呈现高估状态;盈余质量差是投资者注意力产生的重要客观原因之一,随着盈余质量的提高,注意力驱动下的股价高估程度明显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盈余质量缓解投资者注意力对股价高估正向影响的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上市公司表现得更加显著。该研究结论为多学科领域交叉研究资产误定价影响因素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相关部门从盈余质量入手制定相关政策、缓解注意力驱动下的资产误定价,提供必要的实证证据,进而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
(详见张静等. 注意力驱动下的资产误定价——基于盈余质量视角的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19,9.)
7、在低利率时代,中央银行如何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回顾二战以来的美国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美联储掌握了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以应对通胀,也将持续警惕金融风险。当前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运用货币政策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为此美联储保持对全球经济放缓、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通胀低迷的密切监测,加强预期引导,并对货币政策策略、工具和沟通方式等进行公开评估。
(详见杰罗姆·鲍威尔(王宇译). 在低利率时代,中央银行如何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金融发展研究.2019,9.)
8、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对加密资产的监管仍可能面临监管真空
许多国际组织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均对加密资产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风险予以了高度关切并采取了相关行动。在国际组织层面,标准制定机构(SSBs)和其他国际组织正在多个领域开展工作,以解决由加密资产引发的投资者保护、市场诚信、反洗钱、银行风险敞口等一系列问题。在国家层面,各监管当局采取了不同的监管方式和监管行动,但由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基本法律和监管制度框架的差异,不同监管机构的监管手段和支付体系之间可能形成监管真空,为监管套利带来了可能。
(详见金融稳定理事会(陈歆编译). 加密资产的监管方法及未来方向.金融发展研究.2019,9.)
9、股市崩盘冲击会显著降低个股暴跌风险
本文以自然实验的方法研究股市崩盘冲击与个股暴跌风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利用2008 年的A股市场崩盘事件以及国内特殊的IPO暂停制度作为自然实验的设计机会,本文发现:(1)在股市崩盘中上市的新股相比较于市场逐渐恢复后上市的新股具有显著更低的暴跌风险;(2)进一步研究表明,当再次发生股市崩盘时,上述显著的差异进一步强化。稳健的研究结果证明股市崩盘冲击会显著降低个股暴跌风险。
(详见肖霆等.股市崩盘冲击会影响个股暴跌风险吗?金融发展研究.2019,9.)
10、“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东南亚国家对我国股市风险溢出水平提高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沿线各国的经济融合度不断提高,资本流动规模的增大将对各国股市间的风险溢出造成重要影响。本文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角度,运用EVT-Copula-CoVaR模型对沿线国家间股市风险溢出进行刻画,从而探讨不同时期内各国股市间风险溢出状态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与沿线其他国家股票市场间具有双向的、非对称的风险溢出效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增大了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股市间的风险溢出强度,也就是说,当沿线其他国家股市处于极端风险情况时,我国股票市场受到冲击的概率将增大;倡议实施后,沿线东南亚国家对我国股市表现出了相对较高的风险溢出水平。
(详见王皓晔等. 基于EVT-Copula-CoVaR模型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股市风险溢出效应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