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基层央行如何有效发挥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作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期的一项重大现实课题。作为现代央行制度的基本单元，基层央行应系统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深刻内涵，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着力点，聚焦传导货币政策和深化区域金融改革发展稳定，不断完善优化履职体系机制，始终坚持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贯彻履职全过程，切实提升金融治理能力。

（详见周逢民. 立足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努力优化基层央行履职.金融发展研究.2020,1.）

2

提高公司章程对中小投资者参与决策权保障程度可抑制控制权私利

运用我国2013—2016年沪深两市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在公司章程中反映对中小股东参与决策权保障的、尚未被强制法定的、可由上市公司股东自行决定的累积投票权制度和特别决议事项条款个数多少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可自主抉择的公司在章程中设立条款采用累积投票制度，可以大大减少发生大股东利用控制权获取私人利益的行为；章程中特别决议事项多于法定6项的上市公司，其大股东更加遵纪守法；公司章程对中小投资者参与决策权保障程度越高（即公司章程中采用了累积投票制度且同时特别决议事项多于法定6项），中小股东参与公司决策的机会越多，对大股东权利使用的监督效果越明显，发生控制权滥用、获取控制权私利的行为越少。

（详见杜朝运等. 中小股东参与决策权的保障思考——基于公司章程的实证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0,1. ）

3

亚洲、北美地区银行金融科技指数排名总体领先

面向金融稳定理事会2018年发布的2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从研发、推广、应用、投入、影响、基础、风控7个方面构建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金融科技指数，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金融科技能力进行微观评估，比较并分析各银行、各国、各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情况。研究发现，亚洲、北美地区银行金融科技指数排名总体领先，各项金融科技能力一级指标排名领先的银行也以亚洲、北美地区居多。总结金融科技指数排名领先银行和地区的特点，得出以下启示：加强对金融科技的政策引导；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投入力度；提升对金融科技的研发、应用、推广能力；加强对金融科技的市场培育和客户教育。

（详见林胜等.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金融科技能力评估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0,1.）

4

金融市场网络研究的进展及未来发展趋势

以“复杂网络”为视角，将金融市场抽象为多主体在时间与结构上无限延展关联的复杂系统，有助于厘清金融市场宏观整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效研判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对预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拓扑结构、演化机制与风险传染机制三个方面综述了金融市场网络研究的进展，从金融市场网络的结构特征与演化机制两个方面，总结了金融市场网络结构的演化，从金融市场网络结构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以及金融风险传染模型方面，总结了金融市场网络的风险传染，并基于当前研究的不足指出未来的研究趋势。

（详见游鸽等. 复杂网络视角下的金融市场结构演化与风险传染.金融发展研究.2020,1.）

5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进程和挑战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从一个比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快速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大国。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原因一是持续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二是国内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面对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国有企业、银行部门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将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在长期内实现可持续发展。

（详见韦恩·M·莫里森（王宇译）.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原因、进程和挑战.金融发展研究.2020,1.）

6

管理者能力能缓解企业短贷长投

以2012—2016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投资—短期贷款敏感性”模型证实了我国企业“短贷长投”的客观存在性，发现管理者能力不仅能缓解短贷长投现象，而且能降低短贷长投对企业业绩产生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管理者能力通过缓解制度缺陷导致的融资约束和非理性引起的过度投资来抑制短贷长投；管理者能力对短贷长投及其经济后果的缓解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详见王东清等. 管理者能力影响企业短贷长投吗？金融发展研究.2020,1.）

7

应将境外融资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

社会融资规模已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指标。目前，随着资本项目的日益开放，境外融资已成为境内实体经济融资的重要渠道，使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的居民原则面临现实挑战。本文在测算2002-2017年我国实体经济境融资规模的基础上，提出了全口径社会融资规模概念。与社会融资规模相比，全口径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操作目标之间的相关性更强。计量分析表明，全口径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和操作目标之间存在先行、因果和长期均衡关系。本文论证了将境外融资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的必要性，分析了统计上的可行性，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详见卜国军等. 境外融资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研究.金融发展究.2020,1.）

8

中国经常项目失衡属于短暂现象，长期来看将会维持正常格局

基于HP滤波构建的“趋势区间”判断标准，运用1982—2018年中国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率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了历年中国经常项目的失衡程度，同时建立AR（1）模型进行滚动回归和两区制的马尔科夫转移模型探析经常项目失衡的持续性。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共有14年轻度失衡，两年中度失衡，3年重度失衡；经常项目失衡越大，其向均衡值调整的时间也就越长；经常项目正常与失衡的相互转换概率亦较低，经常项目正常的持续时间较长，经常项目失衡的持续时间较短。因此，中国经常项目失衡属于短暂现象，长期来看将会维持正常格局。

（详见刘方.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常项目失衡程度与持续性.金融发展研究.2020,1.）

9

如何提高我国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效率？

债券市场可以为各类投资者提供有效、便捷的融资渠道，同时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平台。债券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有赖于高效率的债券市场基础设施。但是目前市场基础设施存在难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市场交易成本和市场重复建设成本过高等问题，需在法律法规体系、市场监管机制、托管结算体制和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

（详见刘爽. 我国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效率问题探讨.金融发展研究.2020,1.）

10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70年的历史变迁、演变逻辑与现实选择

农村金融是伴随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活动。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农村金融在不断探索中向前发展，先后经历了计划金融、重新建立与调整、创新深化等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农村没有形成真正的金融制度；改革开放后，农村金融发展经历了先服务“先富”再服务“后富”、由计划到政府逐渐还权于市场的过程。实践证明，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符合先城镇再农村的“二元金融”发展逻辑。面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全面深化改革根本遵循，新时代中国农村金融的改革创新要求必须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前提下，不断实践普惠金融和丰富农村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从而使农村金融更好助力乡村振兴和赋能农村实体经济发展。

（详见李泉等.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70年：演变逻辑与现实选择.金融发展研究.2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