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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风险期，宏观审慎政策组合对金融稳定的贡献优于单一政策

基于我国建立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的事实，比较各类逆周期性宏观审慎政策效应有利于提高宏观审慎工具选择的合理性。通过将信贷类、资本类和流动性类政策植入一个DSGE模型并进行模拟，结果表明：在经济上升期，资本类和流动性类政策对金融稳定的促进作用最强，组合政策的优势并不明显；在金融风险期，组合政策对于金融稳定的贡献则显著优于单一政策。从福利效应角度来看，宏观审慎政策只在金融风险期提高了社会福利，其中组合政策的帕累托改进最为显著。因此，中国人民银行一般应主要实施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流动性类政策和调整资本充足率的资本类政策，并在金融风险加剧时期考虑使用组合型政策，从而更有利于金融长期稳定和社会福利改善。

（详见叶思晖等. 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比较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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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范气候变化导致的金融风险？

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自然灾害风险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气候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导致的金融风险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之一。本文在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气候变化与金融风险及其相关领域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并重点围绕气候变化对银行、保险等金融体系风险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导致金融风险的防控措施及建议。

（详见谭林等. 气候变化风险对金融体系的作用机理及对策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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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影响了公司成熟度与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吗？

选取留存收益股权比反映公司成熟度，研究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公司成熟度与现金股利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伴随公司成熟度的提高，公司实施积极现金股利政策的动机会显著提升；金融发展在提高公司成熟度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正向关系的同时，由于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却弱化了公司成熟度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推迟成熟公司首次对外支付现金股利的时机；其对公司成熟度与现金股利政策关系的影响作用主要源于金融发展的“治理效应”路径；将金融发展分为信贷市场发展和股权市场发展，发现与信贷市场促进公司成熟度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正相关关系不同，股权市场抑制了公司成熟度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及支付水平的正相关关系。

（详见吴春贤等. 金融发展影响了公司成熟度与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吗？金融发展研究.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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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住房贷款对消费的刺激效应大于挤出效应

本文利用2014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住房贷款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具体包括住房贷款如何影响我国居民家庭消费，以及住房贷款如何影响不同种类型的家庭消费。由实证结果可得：第一，家庭住房贷款可以有效刺激总消费，其中对居住、耐用品和交通消费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且十分显著，对食品、衣着、医疗和文教娱乐消费作用不明显；第二，住房贷款对总消费的影响在不同分位数上均有显著的正向刺激作用，且随着分位数变大其作用先减弱后增强；第三，住房财富效应的家庭异质性表现为，农村的住房财富效应对消费的正向作用比城市的财富效应对消费的正向作用更大。最后，在我国需要继续扩大消费的背景下，本文针对住房贷款、消费金融、房地产市场以及居民消费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详见王宏涛等. 住房贷款对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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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利率环境下的政府债务成本与财政政策选择

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可能保持低位，低利率压缩了货币政策操作空间，较低的财政成本和较高财政收入，意味着财政政策应该且能够更多发挥更大作用。在政府债务稳定与产出稳定的权衡中，应更多关注产出稳定。

（详见奥利维尔·布兰查德（王宇译）. 低利率环境下的政府债务成本与财政政策选择.金融发展研究.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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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如何征收“机器人税”？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同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器人广泛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引发了对人类失业的担忧。2017年2月，比尔·盖茨提出对机器人征税，增加机器人的使用成本，以延缓机器人的发展速度，给人类留下足够的思考和应对时间。该提议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对“机器人征税”的最新研究观点，并对如何征收“机器人税”提出可行建议。

（详见唐滔等. 国内外对征收“机器人税”的研究述评.金融发展研究.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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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数字化对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具有促进作用

基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数字化特征，将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分为普惠金融数字化前阶段（2005—2010年）和普惠金融数字化后阶段（2011年至今），建立两个阶段的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算，分别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进行整体回归和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普惠金融数字化前显著地扩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而普惠金融数字化后则显著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普惠金融数字化后对东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的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影响更大，对中部地区缩小作用减弱，对西部不显著缩小。研究提出加速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运营的数字化改造与升级，将普惠金融数字化与扶贫相结合，强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战略，丰富多层次的普惠金融产品等建议，同时警惕不发达地区因城镇化导致的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拉大。

（详见倪瑶等. 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影响的对比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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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债权融资的影响因素和调整速度存在明显区域差异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公司债权融资的影响因素和调整速度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本文以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公司债权融资二阶段目标动态调整模型，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进行分区域的系统GMM面板估计，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债权融资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不同；调整速度方面也差异明显，中部地区上市公司债权融资调整速度最快，西部地区最慢。

（详见李国成等. 区域差异视角下上市公司债权融资问题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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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寿险业承保端风险扩张

本文选取2007—2017年间30个省（市、自治区）数据，运用熵权法构建承保端风险评价指标，并引入0—1权重矩阵和地理权重矩阵进行空间面板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寿险业承保端风险不存在β 收敛，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是替代效应、收入效应、资金贬值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同时受人口死亡率、寿险业务结构、寿险业务波动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建议从寿险业自身做起，控制业务发展速度、优化业务结构，适时进行调整。

（详见尚颖等. 我国寿险业承保端风险扩张及原因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