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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公共危机治理的财政支持体系?

传染病等突发性公共危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治理对象。突发性公共危机具有急迫性高、危害性大、不确定性高等特征，同时存在多样化的内在权衡性，需要统筹政府有效干预、专业技术支持、综合资源保障等环节，以非常规决策、科学化治理和规范化处置等加以应对，以形成一致性集体行动。构建公共危机财政支持体系建设是公共危机应对的内在要求，应强化预备费、转移支付以及税费降低等三个支柱对危机应对、处置及重建等的支持功能。从中长期视角，应该着力法律制度安排、统筹中央地方权责、落实资金来源、完善信息披露、吸纳多元主体、着力风险管控以构建公共危机的财政支持体系。

（详见郑联盛等. 公共危机治理与财政支持体系建设.金融发展研究.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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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监测分析地下钱庄交易线索？

地下钱庄的“对敲”模式掩盖了境内人民币交易与境外外币交割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给发现和打击地下钱庄违法行为带来了很大困难。本文以大数据聚类技术为工具，以地下钱庄内外轧差涉及的资金跨境支付为立足点，提出了“地下钱庄跨境支付交易社区理论”，按照“动机—行为—特征分析框架”对地下钱庄的交易行为特征进行分析，明确“对碰—循环式线索筛查框架”在监测分析和打击地下钱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详见陈好孟. 基于聚类算法的地下钱庄监测分析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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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在抑制金融资产投资方面发挥着实质性作用

本文利用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在抑制企业金融资产投资方面具有积极治理作用。对机构投资者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在抑制金融资产投资方面发挥着实质性作用。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发现，机构投资者的治理作用在管理者代理问题更严重的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对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治理后果即实业投资的研究也进一步证明了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的治理作用。

（详见陈旭东等. 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了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吗？金融发展研究.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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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R对短期Shibor影响显著，而对长期Shibor影响有限

2019年8月推出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志着我国贷款端“利率并轨”工作正式完成，信贷利率将挂钩于市场锚以实现利率市场化的阶段性改革目标。本文利用2019年8月2日至2020年2月4日的交易日数据，运用事件研究法研究LPR对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的影响，以判断LPR是否已经成为我国贷款利率市场化的新基准。整体效应和单日效应检验结果表明，LPR对短期Shibor影响显著，而对长期Shibor影响有限。均值效应和累积效应检验结果进一步证明了LPR对Shibor已经产生影响的事实。基于此，本文结合美、日两国LPR发展的国际经验，推衍得出增强Shibor对LPR的定价锚作用的启示并且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详见严佳佳等. LPR能够成为市场化的贷款基准利率吗？——基于LPR对Shibor影响的证据.金融发展研究.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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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限薪令”对国有企业高管货币薪酬的限制效应更强

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轮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本研究选择2005—2016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比检验了2009年和2015年出台的“限薪令”在国有企业的实施效果及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2015年“限薪令”对国有企业高管货币薪酬的限制效应更强，且在地方国有企业表现更为显著；高管货币薪酬水平和高管持股比例分别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硬性的限薪方式对国有上市公司业绩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调整和优化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不能仅依靠行政化的薪酬管制，还应该适当性增加股权激励在薪酬结构中的比重，加快建立管理层股权激励和约束的长效机制，从而实现国有企业的长远发展。

（详见孙即等. 国有上市公司高管“限薪令”的潜在问题与改进建议.金融发展研究.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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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主权稳定币或将助力全球货币体系再平衡

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汇率剧烈波动，负利率现象普遍出现，全球货币体系的均衡被打破。受货币区域集团化、政府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影响，全球货币体系再平衡的过程波折重重。2019年Facebook发布Libra稳定币白皮书，并于2020年提出Libra 2.0的设计方案，其满足全球货币体系之锚应具备的特征，有助于规避政府信用危机，其公有属性亦可以解决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的问题，成为超主权货币实践的良好载体。但同时，Libra在支付体系、金融系统稳定性、货币政策实施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方面带来的监管难点同样不容忽视。

（详见陈博闻等. 从超主权稳定币看全球货币体系的再平衡——基于Libra2.0的视角.金融发展研究.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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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对普惠金融指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本文聚焦人口老龄化与普惠金融的关系，从四个层面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普惠金融的影响效应，构建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普惠金融指数的影响存在基于人口老龄化水平、信息化程度的门槛效应，人口老龄化水平越过门槛值后，其对普惠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效应加强；信息化程度越过门槛值后，人口老龄化对普惠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效应增强。

（详见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课题组. 人口老龄化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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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可显著提升居民金融素养

基于CHFS2015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教育、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可以显著提升居民金融素养，金融素养显著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且对股票、金融理财产品、基金、债券的配置、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种类数和风险金融资产占金融资产比重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依据风险态度、学历、家庭总资产、城乡、东中西部划分子样本，发现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各变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教育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及其占金融资产比重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金融教育的影响作用是通过提升金融素养渠道实现的。

（详见陈雨丽等. 金融教育、金融素养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金融发展研究.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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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知识对于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采用2015年及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两期数据，结合工具变量Tobit模型及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知识水平对于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及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于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位数研究结果显示，金融知识对于财产性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作用弹性更强。因此，政府及金融机构在维护金融市场良好稳健运行的基础上，要加大金融知识普及力度，提高居民的投资意识，加深居民对于金融产品的了解，提高低财产性收入家庭的财产性收入，缓解财产性收入给居民财富带来的“马太效应”。

（详见张兵等. 金融知识对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金融发展研究.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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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对银行系寿险公司经营效率存在影响

本文采用银行系寿险公司2012—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DEA分析方法测算银行系寿险公司经营效率，并进一步通过理论假设和Tob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来研究股权结构对其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对银行系寿险公司经营效率存在影响。具体来说，股东背景对公司经营效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控股股东盈利能力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经营效率具有促进作用；外资持股比例对公司经营效率具有抑制作用。

（详见陈燕玲等. 股权结构对银行系寿险公司经营效率的影响——基于DEA-Tobit模型两步法分析.金融发展研究.2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