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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监管科技改变金融数据管理现状
随着金融大数据的蓬勃发展,金融监管过程中需要处理的数据量也急速膨胀,数据管理逐渐成为金融监管的重点和难点,也是金融科技创新与监管的逻辑起点。监管科技应用于数据管理可以推动数据资产化进程,但在数据确权、保障数据安全、提升数据质量等方面面临挑战。在探讨监管科技在数据管理领域的应用场景及借鉴各国实践的基础上,我国应从强化监管数据管理的顶层设计、推动建立数据管理行业标准等方面发挥监管科技的作用。
(详见巴曙松等.监管科技在数据管理领域的应用与实践.金融发展研究.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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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入摩”有效降低了股价整体波动性以及股价崩盘的可能性
A股“入摩”是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实验组和控制组,利用双重差分模型从不同期间研究A股“入摩”对我国股价波动性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A股“入摩”有效降低了股价整体波动性以及股价崩盘的可能性,但对股价跳升风险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同时动态评估表明A股“入摩”降低股价波动性的程度呈现波动增加的态势。此外,影响机制分析表明A股“入摩”通过提高公司信息环境以及公司治理水平来降低股价波动性。研究结论为我国积极推进A股“入摩”提供了理论证据,也为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降低股价波动性提供了新的启示。
(详见张旭等.A股“入摩”降低股价波动了吗?金融发展研究.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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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与去全球化:分析和预测
尽管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前全球化进程已经放缓,但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美国政府的失败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风险。缺乏政策协调和经济合作可能引发各国的以邻为壑政策。去全球化行动可能扭转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全球化所带来的持续增长,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会对世界经济造成长期伤害。
(详见道格拉斯·欧文(王宇译).大流行与去全球化:分析和预测.金融发展研究.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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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集聚存在“洼地效应”
本文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产业集群、金融中心、金融集聚相关理论,通过区位熵和主成分法测算大湾区城市的金融集聚程度,明确香港地区、深圳和广州的金融集聚现象和金融中心城市地位,并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探究大湾区城市金融集聚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产业结构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产业政策以及是否拥有交易所对金融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集聚存在“洼地效应”,也更倾向于自然的市场过程。
(详见周天芸等.湾区金融集聚及其影响因素——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检验.金融发展研究.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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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有效的个人支付信息数据保护制度框架?
随着移动支付等非现金支付方式日益普及,支付交易与生产生活场景深度融合,支付数字化、信息化、移动化趋势日趋明显,支付服务提供商采集的支付信息数据呈指数级增长,已经成为支付服务提供商的重要资产。但同时,个人支付信息数据保护问题日益突出,法律法规对个人支付信息数据保护力度不足、支付服务提供商获取信息冲动强烈且对信息数据风险管理不力、公众信息保护意识不强,给不法分子非法获取和利用信息带来可乘之机。结合我国支付市场实际,应从健全支付信息数据保护的法规制度体系、优化监管资源配置和使用、推进行业自律规范、提高公民个人信息数据保护意识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详见孙华荣.大数据背景下个人支付数据信息利用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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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供应链金融新形态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近年来,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尤其是与供应链金融的结合,有效地克服了传统供应链金融在信用机制方面的不足,形成了更富竞争力的区块链+供应链金融新形态,有力地缓解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本文总结并分析了区块链+供应链金融的四种主要模式,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实践中区块链+供应链金融依然面临形成“新的信息孤岛”、缺乏专业的区块链技术人才、区块链技术增加信任而不提供信用、给原有的供应链金融生态带来不利影响等挑战。应对挑战,进一步促进区块链+供应链金融的发展,需要推进历史业务数据上链,发挥上链历史业务数据的作用;打造开放的供应链金融平台,构建互联互通的平台生态;完善供应链平台法律法规,促进供应链金融健康发展。
(详见张正平等.我国区块链+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模式、挑战与对策.金融发展研究.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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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为何在股权激励契约中选择股价指标作为业绩考核指标?
企业如何设计股权激励契约一直是理论研究者和监管者关心的重要话题。本文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任务以及国有大股东所增持股票的损益是影响国有企业股权激励计划中业绩考核指标选择的主要原因。本文以招商蛇口为例验证这一原因。从长期看,招商蛇口的大股东招商局集团作为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单位,需要借助股价高涨推动存量资源的整合并调动各改革参与方的利益;从短期看,招商局集团面临着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压力,这些都促使招商蛇口在股权激励契约中选择股价指标作为业绩考核指标。本文的发现表明,虽然大股东赎买假说对中国的股权激励实践有较好的解释力,但是对于国有大股东而言,还需要将国有企业改革压力和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压力纳入国有企业业绩考核指标选择的分析框架。
(详见张东旭等.国有产权与业绩考核指标选择——基于招商蛇口股权激励方案的案例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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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份股信息能有效预警股市崩盘
本文基于修正信息份额模型,利用市场指数及其成份股的信息构建预警指标,从指数成份股的信息这一角度研究股市崩盘预警问题。以成份股相对指数的信息份额衡量单只股票推动指数的能力,并以所有成份股信息份额的方差描述成份股轮动推动指数变化的程度大小,以此构建预警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在上涨行情中,成份股轮动推动指数上涨的现象明显,随着轮动程度减弱,股市容易发生崩盘;以信息份额的方差构建预警指标可以较好地对指数的大幅下降做出预警,成功预警本文定义的5次崩盘中的4次。
(详见于孝建等.成份股信息能否预警股市崩盘?金融发展研究.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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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债务期限结构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效率
基于代理成本假说和资源约束理论,本文以2007—201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利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以及产权性质对这一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创新效率显著负相关,即长期的债务契约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效率。另外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将进一步加剧长期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长期的债务契约通过加剧企业代理问题、降低资源约束两个渠道对企业创新效率产生抑制作用。
(详见张晓琳等.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实证分析.金融发展研究.2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