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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风险的抑制效应优于价格型

2013年以来，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日渐丰富，在实现宏观结构调整功能的同时，也引发了对金融机构风险影响的热议。本文在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传导机制基础上，运用TVP-VAR模型检验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风险的时变影响。研究表明：数量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风险的抑制效应优于价格型；定向降准在短期对金融机构风险的抑制效应显著，而SLF和PSL在中长期对金融机构风险的抑制效应显著；近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风险抑制效应优于执行初期。因此，在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目标的同时，为有效化解金融机构风险的产生，货币当局应从“健全中央银行与市场沟通机制，拓宽多部门金融监管渠道”与“优化政策组合与执行节奏，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新发展”两方面共同发力。

（详见何剑等.结构性货币政策与金融机构风险——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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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募FOF基金存在着投资风格漂移现象

本文利用ARMA-EGARCH-M模型，对我国86只公募FOF基金进行了投资风格漂移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我国公募FOF基金存在着投资风格漂移现象，其中平衡混合型FOF基金更易漂移；（2）市场上行期相对于市场下行期、市场缓慢变化期相对于市场快速变化期，投资风格更易发生漂移；（3）利好消息对大部分公募FOF基金的刺激程度比利空消息更大，而利空消息更易引起收益率的大幅波动。（4）基金经理能力也是引起投资风格漂移的因素之一。

（详见张旭等.基于ARMA-EGARCH-M模型的公募FOF基金投资风格漂移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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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购买政策公告在短期内改善了投资者预期

在非常规货币政策下，日本央行推出了大规模长期性股票ETF购买政策来降低股市风险溢价，以此促进经济中“健康”的冒险行为，摆脱通货紧缩和经济低迷。本文基于公告效应和执行效果，分别采用事件研究法和EGARCH模型考察其政策公告和执行对股市收益和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ETF购买政策公告显著提高了股市收益，央行释放的积极信号在短期内改善了投资者预期；（2）日本央行通常选择在股市较为低迷、波动率较高的交易日，进行ETF购买政策的实际运作；（3）日本央行进行ETF实际购买有效地降低了股市收益率下跌幅度，降低了收益率的波动。本文进一步丰富了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传导路径及政策效果的研究，为我国货币政策实践及防范和化解重大系统性风险提供了启示。

（详见占晶晶等.央行ETF购买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来自日本的经验证据.金融发展研究.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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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策的信心是降低不确定性的关键

目前经济形势充满不确定性。“被迫储蓄”和“预防性储蓄”导致消费者储蓄倾向大幅上升，经济复苏和经济前景不明朗导致企业投资持续疲弱，疫情冲击将从根本上改变欧元区的经济结构。欧元区各国应提供更有效的政策框架，鼓励创新型行业和成长性部门发展，并为创新性技术部门的直接投资创造有利条件。如果改革获得成功，疫情冲击可能会给欧元区带来有利的转型时机。

〔详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王宇译）.对政策的信心是降低不确定性的关键.金融发展研究.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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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日美贸易摩擦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中美经贸摩擦具有复杂性、严峻性和长期性。日美贸易摩擦和中美经贸摩擦在国际环境方面具有相似之处，重新审视日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策略选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总结了日美贸易摩擦逐步升级的过程与特点，梳理中美经贸摩擦与日美贸易摩擦的异同，分析了日本应对摩擦的经验和教训，并就我国如何更好地应对经贸摩擦提出建议。

（详见王会奇等.日美贸易摩擦再审视及对中国的启示.金融发展研究.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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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银行支付机构“本代本”交易增长的原因及可能的风险

随着支付服务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各支付市场主体不断创新支付产品，为社会公众带来了安全高效的支付服务，但也出现了部分非银行支付机构依靠市场优势地位，依托支付场景逐渐构建了闭环运行的支付生态体系，“本代本”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交易资金体内循环，交易监测不透明，不利于支付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和支付风险的防范。本文从“本代本”交易的内涵出发，通过对其交易模式的分析，深入研究了“本代本”交易不断扩大的原因和可能带来的风险，并从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加强交易监测、提高监管科技运用和加强部门监管合力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详见刘松等.非银行支付机构“本代本”交易及其风险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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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构不可撤销保险受益人制度？

不可撤销受益人不必兼具投保人身份，而可单独作为受益人存在，但需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之权利施加必要限制，从而为受益权利提供保障。以不可撤销受益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为基准，理论上可将不可撤销受益人分为“合一型”“共有型”及“独立型”，其中“共有型”不可撤销受益人兼顾了保险贴现的安全性及灵活性，具有独特的优势，但立法不宜作出强制规定，而应允许当事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类型的不可撤销受益人。此外，不可撤销受益人的受益权利于被指定时确定享有，即使先于被保险人死亡，亦不影响该项权利归属。不过，经不可撤销受益人同意，可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保单或保单外的书面形式变更。

（详见廖望.不可撤销保险受益人之比较法考辨.金融发展研究.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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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一步优化我国贷款服务增值税制度？

我国完成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后，对金融服务普遍征收增值税。“营改增”是为了减少重复征税、降低税负，部分贷款服务进项税可抵扣以及融资租赁直租业务可抵扣增值税的制度设计显示了“营改增”的成果。但是贷款服务的增值税政策基本延续了营业税时期的特点，在直接贷款服务领域税收优惠政策繁多，贷款服务抵扣链条断裂的问题依旧严重，融资租赁增值税制度设计逻辑混乱导致法律风险增大，出口贷款服务适用免税几近不可能等现实问题，导致我国金融服务业并未实现真正的“营改增”目标。因此，在借鉴和比较各国贷款服务增值税制度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优化我国贷款服务增值税：在直接贷款领域，统一税收规范，普遍适用低税率；在融资租赁领域，理顺融资租赁增值税制度设计逻辑，适用同一贷款服务增值税制度；在出口贷款服务领域，扩大免税适用范围，并积极向出口金融服务零税率政策改革。

（详见任超等.贷款服务增值税制度的“营改增”检思与优化.金融发展研究.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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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对我国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

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网络对我国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我国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但间接影响有限。具体而言，社会网络可以通过提供情感支持，影响人们的保健行为和生活方式，改善身心健康，降低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此外，社会网络有信息共享的作用，可以降低信息的搜寻成本和甄别成本，促进人们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但商业医疗保险对降低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的作用有限。社会网络和商业医疗保险对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的影响在我国城乡家庭存在差异，社会网络的作用在农村地区更明显，而在城镇地区，商业医疗保险会逐渐替代社会网络发挥作用，保障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为此，本文提出了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和推进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等政策建议。

（详见钟美玲等.社会网络对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风险的影响.金融发展研究.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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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租赁REITs的税收困境源于专项税收政策的缺失

住房租赁REITs是推动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实现“租购并举”的重要举措，但税收政策却没有为其提供支持。在对现行住房租赁REITs税收政策进行分析后，通过案例明晰各个阶段的税负及存在的税收盲区问题。在重组阶段的税收障碍在于高额的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证券化阶段的税收障碍在于项目公司的所得税与投资者所得税的重复征收；而“营改增”又造成SPV增值税的模糊与重复。究其原因在于对住房租赁REITs实行普通的税收政策。在现阶段应该推出税收优惠措施，暂免征收重组阶段的土地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证券化阶段取消项目公司的所得税，SPV的增值税只征收一次。随着REITs市场的健全实现REITs税制的专项立法。

（详见徐珊.住房租赁REITs的税收困境与完善.金融发展研究.2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