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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尾部事件期间全球外汇市场的风险传染效应明显加剧,发达经济体以及浮动汇率制经济体是人民币汇率市场的输入性风险源
当前我国金融系统持续受到日益严峻的外部冲击,外部输入性风险逐渐成为我国金融市场风险的重要来源。本文从尾部风险溢出网络视角出发,借助TENET方法构建全球外汇市场尾部风险高维动态关联性网络,测算人民币汇率市场的输入性风险水平,从区域异质性层面分析输入性风险的动态演化规律。本文还评估了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人民币风险传染角色的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第一,尾部事件期间全球外汇市场的风险传染效应明显加剧,同区域与同类型经济体的外汇风险联动效应尤其明显;第二,发达经济体以及浮动汇率制经济体是人民币汇率市场的输入性风险源,与我国地理位置邻近或经贸联系紧密的经济体也会带来一定的输入性风险;第三,总体来看,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是有限的,但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人民币对新兴经济体和浮动汇率制经济体货币的影响力愈发显著。
(详见柯睿等.尾部风险溢出网络视角下人民币汇率市场输入性风险测度与国际影响力评估.金融发展研究.2024,7.)
2、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如何测度
根据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本文从实体性和渗透性两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2012—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测度了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并进一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时序演变方面,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总体水平及其构成要素的分项发展水平均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在空间分布方面,中国四大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性,但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在因果关系方面,新质生产力能显著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此外,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存在直接促进作用,而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详见王钢等.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金融发展研究.2024,7.)
3、应收账款融资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发挥了“纠错配”功能
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是建设金融强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与根本使命。供应链金融作为产融结合的重要融资模式,被视为促进金融脱虚向实、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重要途径。本文聚焦应收账款融资模式,系统考察了应收账款融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应收账款融资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应收账款融资能够通过优化外部信贷配置和内部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特别地,应收账款融资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制造业企业以及成长期企业样本中,能够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展现了强有力的“纠错配”功能。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地区金融科技水平的提高,应收账款融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此外,应收账款融资能够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结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详见刘启等.应收账款融资、结构性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024,7.)
4、数字金融能力与城镇家庭债务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视角构建了数字金融能力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表现为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形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力通过增加非理性支出、提升信贷可得性和增加风险偏好扩大家庭债务规模,进而导致债务风险增加;另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力也会通过增加财富积累能力和减少非正规渠道借贷行为实现资产增值和降低借贷成本,从而降低家庭债务风险,而两者之间的倒U形关系是由数字金融能力提升所带来的净效应决定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低资产城镇居民的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债务风险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而中、高资产城镇居民的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债务风险呈现出倒U形特征;不同教育程度的城镇居民数字金融能力与其家庭债务风险之间均呈现倒U形特征,但受教育程度越高,拐点出现得越靠左。
(详见罗娟等.数字金融能力与城镇家庭债务风险:倒U形特征与机制解释.2024,7.)
5、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能够促进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
近年来,货币政策工具在发挥总量调节功能的同时,也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2013年起,为加强对“三农”、小微等重点领域及薄弱环节的金融信贷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定向降准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向实体经济精准释放流动性,以期达到优化调节经济结构的政策目的。本文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间的关系出发,尝试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效果进行评价,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能够促进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且在不良贷款率较低、地区GDP增长率较高的金融机构中具有更强的政策传导效应,更能促进科技创新型企业贷款增量扩面。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加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力度,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计,加强货币、财政、产业政策协调配合三个方面改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效能。
(详见王延伟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的影响.金融发展研究.2024,7.)
6、绿色金融通过提高绿色消费水平、信贷配置效率和绿色持续创新能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运用GMM模型探究绿色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果和机制。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2)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消费水平、信贷配置效率和绿色持续创新能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3)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更显著。在此基础上,从提高绿色消费水平、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提高绿色持续创新能力以及制定差异化绿色金融政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详见郭净等.绿色金融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发展研究.2024,7.)
7、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环境成本与媒体监督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数字化转型已被证实对研发操纵等企业投机行为具有治理效应,“双碳”目标下,其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以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漂绿”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数字化转型水平每提高1%,企业“漂绿”行为会降低3.42%。环境成本与媒体监督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漂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代理成本较高以及民营企业组别中,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漂绿”行为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抑制“漂绿”行为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文章结论有助于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漂绿”行为治理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政策启示。
(详见马凌远等.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基于环境成本与媒体监督的中介作用.金融发展研究.2024,7.)
8、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价值、提高信息透明度和抑制管理层真实盈余管理,从而降低企业财务风险
本文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降低其财务风险,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价值、提高信息透明度、抑制管理层真实盈余管理,有效降低了企业财务风险。研究结论为企业更好地开展数字化转型、缓解财务风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详见吕静.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风险缓释——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金融发展研究.20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