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货币政策宽松导致中国企业外币贷款显著增加，外汇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平抑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外币贷款的影响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全球性银行、区域性银行及国内企业的局部均衡模型，厘清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企业外币贷款的作用机理，并引入外汇宏观审慎政策讨论其调控作用。在此基础上，基于2007—2023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美国货币政策宽松导致中国企业外币贷款显著增加，外汇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平抑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外币贷款的影响。渠道分析表明，美国货币政策通过资产价格渠道影响中国企业外币贷款。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分美国货币政策周期，在美国货币政策宽松周期使用外汇宏观审慎工具更能缓解冲击造成的不利影响；区分外汇宏观审慎工具类型，针对借款人的工具以及常规性工具效果更佳；区分企业类型，外汇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效果在有海外子公司的企业和非初创期的企业中表现得更显著。

（详见白晓燕和任芳慧.美国货币政策与中国企业外币贷款：外汇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作用.金融发展研究.2025,8）

2、审计垂直管理改革显著抑制上市制造业企业短债长用

如何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抑制实体企业短债长用成为政策制定者的关注重点。与此同时，审计机关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有助于更好发挥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尚无研究从审计独立性的视角切入研究企业短债长用问题。本文选取2007—2022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以2015年末的区位导向性审计垂直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审计独立性对企业短债长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独立性的增强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制造业企业短债长用，并且主要通过增强审计监督和披露力度两条路径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了这一政策的未预期收益，即政策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进一步讨论发现这一政策能够降低企业短期杠杆率，提高企业总资产回报率，但对长期杠杆率和净资产利润率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解释中国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之谜，并为抑制上市制造业企业短债长用提供了来自国家审计治理层面的新证据。

（详见张国建等.抑制制造业企业短债长用的新视角——来自区位导向性审计垂直管理改革的证据.金融发展研究.2025,8）

3、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能够显著遏制其“漂绿”行为

识别和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已成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利用2012—2022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并将金融科技和环境规制纳入研究框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越高，越能显著遏制其“漂绿”行为，这一作用在低融资约束、高行业竞争和低污染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作为数字治理工具，其效用的发挥存在显著的临界效应，超过既定阈值才能有效强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作用；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企业“漂绿”行为的过程中呈现异质性门槛特征，正式环境规制表现为单一门槛效应，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则存在双重门槛效应。研究发现为深入理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洞见。

（详见何剑和古再丽努尔·麦海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漂绿”行为.金融发展研究.2025,8）

4、我国人身保险业发展的总体差异在波动中持续下降，地区差异主要体现在保险密度上

人身保险业地区差异是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需要深入厘清这些成因，推进人身保险区域均衡发展。本文利用变异系数双维分解方法，从空间构成与险种结构双重视角出发，解构我国人身保险业保险深度与保险密度地区差异的内在来源，并引入关系数据分析范式，利用二次指派程序探究造成我国人身保险业地区差异的外部因素。研究发现：（1）我国人身保险业发展的总体差异在波动中持续下降，且保险密度的地区差异明显大于保险深度的地区差异，人身保险业总体呈现均衡发展趋势。（2）我国人身保险业地区差异的内在来源由空间与险种两个结构性维度构成，在空间构成维度上，区域内差异，尤其是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对人身保险业地区总差异的贡献最大；在险种结构维度上，普通寿险的地区差异逐步超越新型寿险，成为对地区总差异贡献最大的内在结构性来源；将空间构成与险种结构相结合发现，东部地区内部的寿险业发展差异尤为明显。（3）从外部驱动因素看，市场集中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民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地区差异的增加将会导致中国人身保险业地区差异的扩大。文章揭示了我国人身保险业地区差异的内在结构性来源及其外部影响因素，有助于在当前3.0版“国十条”政策出台机遇期处理好人身保险业区域发展差异问题，实现有的放矢、有源可探、精准施策。

（详见石印等.中国人身保险业地区差异的再考察：内在来源及外部驱动.金融发展研究.2025,8）

5、数字金融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信息获取、提升社会信任和增强风险承担意愿赋能农民工创业

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重要补充，为农民工创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本文基于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22年数据，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农民工创业具有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第二代农民工、中等技能农民工和无未成年子女家庭的农民工，数字金融对其创业行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城乡维度上，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显著推动乡村农民工创业，数字化程度有效促进城镇农民工创业。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信息获取、提升社会信任和增强风险承担意愿赋能农民工创业。此外，数字金融有效提高了农民工创业绩效。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金融与创业的相关研究，还为促进数字金融发展与农民工创业增收提供了经验借鉴。

（详见鄢姣和汤艳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民工创业吗？——来自CFPS数据的经验证据.金融发展研究.2025,8）

6、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企业杠杆操纵

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以监督、识别企业风险对于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着重要作用。本文使用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因果效应。研究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企业杠杆操纵。提高企业信贷获取能力、识别企业真实杠杆风险是银行数字化转型抑制企业杠杆操纵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对融资约束较高、外部监管较差企业的杠杆操纵抑制作用更强。在使用Bartik工具变量等方法缓解内生性偏误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此外，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本文揭示了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杠杆操纵的机理，对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详见徐铁城.银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杠杆操纵.金融发展研究.2025,8）

7、实体企业金融化通过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提升了商业银行交叉性金融风险

实体企业金融化加强了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风险关联。由于金融投资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实体企业金融化产生的风险既会影响实体企业本身，也会波及整个金融体系，而处于金融体系核心地位的商业银行更会深受其影响。本文利用2012—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财务数据，系统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商业银行交叉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会加剧商业银行交叉性金融风险，并且这一效应会随着环境不确定性、市场化程度和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高而减弱。机制研究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通过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提升了商业银行的交叉性金融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商业银行交叉性金融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的研究范畴，为防范化解交叉性金融风险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详见吴永钢等.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商业银行交叉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