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育“二孩”的家庭倾向于将更多资产投资于不动产或无风险资产 

“全面二孩”政策对中国家庭结构产生深刻影响，而家庭结构是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因素之一。卢亚娟等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的数据，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分析了“二孩政策”对不同家庭可能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

1、生育“二孩”使得家庭金融资产总量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家庭负担加大造成的。

2、生育“二孩”使得风险资产占金融资产比例下降，这可能与子女数增多后追求更稳健的投资组合相关。

3、风险资产的组成受家庭中老人数量的影响：（1）没有老人的家庭偏向于更稳健的投资组合，债券投资上升，股票、基金、理财产品的投资下降；（2）家有一老，基金和理财产品的投资上升，股票和债券下降；（3）家有二老，股票投资比例大幅上升，其他风险资产比例下降。

（详见卢亚娟等. 家庭结构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 全面二孩” 政策的视角.金融发展研究，2017,9.

）

二、 拥有本地户籍和住房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市场产生正向影响

纪祥裕等关注中国转型期结构因素对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不同户籍地位与是否拥有住房所导致的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不同影响。研究表明：

1、本地户籍属性显著提高了家庭住房拥有率。

2、户籍属性是影响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本地户籍地位能显著地促进家庭参与股市与风险资产市场，同时带动家庭持有更大股票资产比重和风险资产比重。

3、住房拥有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和参与程度具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详见纪祥裕等. 户籍属性、住房拥有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金融发展研究，2017,9.）

三、 银行业高经营效益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高估值、高投资回报

郑国忠基于2005—2016 年境内15 家上市银行的相关数据，分析了银行经营效益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经营效益与市场估值的关联性，以及结合经营效益的量化投资交易策略的可行性。研究认为：

1、发展速度较快、创利能力较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处于成长期的城商行的经营效益相对较佳；盈利能力较强的银行有较为稳定和居前的经营效益排名，这也侧面反映其投资价值。

2、高经营效益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高市场估值水平。经营效率、效益较高的银行，其股票更加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投资者给予的估值倍数也相应更高。平均来看，五大行的经营效率、效益相对平稳，市场对此给出相对较小的估值倍数；股份制银行的经营效益与市场估值倍数则大体处于中部，但不同银行也有所差异；城商行由于体量较小且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市场也给予更高的估值倍数。

3、经营效益或可作为量化投资选股的良性指标。“高效益、高市盈率组合”相比“低效益、高市盈率组合”的平均投资回报率更高、夏普比率普遍更具优势。

（详见郑国忠. 高经营效益意味着高估值、高投资回报吗？——基于改进面板因子分析的银行效益比较及交易策略探析.金融发展研究，2017,9.）

 四、我国货币结构指标与通货膨胀负相关，资产价格与未来通货膨胀正相关

现有研究我国货币结构对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的实证文献，尚未有把资产价格因素考虑进来的，而货币结构变化、资产价格上升和未来通胀之间存在一定的理论关系。基于此，肖崎等对1994—2016 年间我国货币结构的变化进行分析，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我国货币结构变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此期间，我国货币结构指标与通货膨胀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执行交易职能的货币数量下降，流入实体经济的货币不断下降，更多的货币流入金融市场，导致资产价格上涨。我国资产价格对未来通货膨胀具有影响，两者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基于以上结论，提出未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要注意货币总量与结构调控并重，前瞻性地考虑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

（详见肖崎等. 我国货币结构变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17,9.）

五、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税制改革导致美元持续升值

近年来，美元指数一直处在上行通道，因为与欧元区和日本相比，美国通过加息率先走向货币政策正常化，这是美元持续升值的根本原因。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开征边境税等税制改革也有可能推高美元汇率。从全文分析看，美元已经高估了8%，但未来美元还将进一步升值。作者认为，美元将对欧元升值3%—5%，将对日元升值4%—5%。由于与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时间不同步，美元与欧元和日元的利差可能因为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而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4月所提出税制改革方案，将大幅减少美国政府的税收收入——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形成新的财政刺激。即使美国经济能够实现3%的增幅，也很难弥补其税收收入损失。再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3%的目标很难实现。如果美国政府开征边境税，财政赤字可能略有减少，但美元汇率将进一步升值。即使最近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正在向着开放方向变化，如果美元汇率进一步大幅升值，国际贸易冲突仍有可能升级。

（详见威廉·R·克莱因(王宇译). 在美元高估的情况下， 为什么美元汇率还有可能进一步升值？.金融发展研究，2017,9.）

六、我国互联网征信业存在数据共享困难、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不足等问题

我国互联网征信机构主要有基于电商平台、基于社交平台、基于同业共享和基于网贷平台四种基本模式。芝麻信用等互联网征信机构在征信主体、 数据来源、评估模型、评价思路、 应用方式和应用场景等六方面与传统征信有明显不同。当前我国互联网征信需求不断增加、互联网征信平台快速发展，但其面临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包括征信数据共享困难、信息主体权益保护和信息安全存在风险、行业监管有待加强等等，需要从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完善法律法规、确保用户主体权益及信息安全，拓宽服务范围、强化市场监管等方面加以完善。

（详见余丽霞等. 大数据背景下我国互联网征信问题研究—— 以芝麻信用为例.金融发展研究，2017,9.）

七、医疗保障体制以走向医保全覆盖和有管理的市场化为发展方向

医疗市场是典型的非有效市场，存在严重的市场失灵，表现在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不一致以及不完全竞争等方面。医疗保障领域的不同的医疗融资模式和医疗服务提供方式，构成了丰富多样的医疗保障体制。国际经验显示，医疗保障体制以走向医保全覆盖和有管理的市场化为发展方向。为了优化医疗保障体制、控制公共卫生支出增长、提高医疗保障体系的效率，各国主要的改革措施包括以控制医疗成本为目的的宏观约束、旨在提高效率的微观改革和以避免过度医疗为目的的需求方改革等方面。

当前，我国医疗保障体制面临的挑战包括医疗费用快速增长、个人自付费用较高、医疗支出效率偏低、人口老龄化加快以及疾病负担不断增长等。建议我国以医保全覆盖为突破口，提高医疗保险运行效率，均衡配置医疗资源和服务，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建立有管理的竞争性医疗机构体系，防范供需双方的道德风险，促进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康发展。

（详见杨娉.医疗保障体制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金融发展研究，2017,9.）

八、定向货币政策和差别化监管措施增强了支持小微企业政策的传导效率

我国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的政策体系逐步建立，在对小微企业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有力支撑的同时，暴露了部分政策效果未充分发挥、小微企业融资增信和风险缓释机制不健全、信息不对称抬升交易成本等问题。李云山等从有效性的角度对小微企业金融扶持政策进行分析，对金融支持小微企业政策有效性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各种政策手段的组合与配置对于小微企业融资环境改善作用逐步凸显，具体表现在：

1、直接作用于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和服务优化方面的政策有效性更为显著。

2、定向货币政策和差别化监管措施增强了政策传导效率。

3、金融生态环境优化政策还需释放更多的潜能。

4、多层次金融组织建设政策有效性相对较低。

5、直接融资成为当前小微企业融资最薄弱环节。

依据研究结果，应继续强化货币政策和差别化监管正向激励；改进小微企业信贷运营管理机制，激活银行信贷投放内生动力；推动多层次金融组织体系建设，规范大力发展新型金融机构和业态；完善信息和增信的配套制度，健全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加快推进多元化小微企业融资机制，切实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详见李云山等. 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有效性研究——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模型.金融发展研究，2017,9.）

九、构建包含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管理以及行为监管指标的经常项目事中事后监管模式

我国贸易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正在向原则监管转变。从国际经验来看，根据风险防范的需要及时调整政策适应形势是国际通行做法。对我国而言，从监管理念看，应吸收借鉴审慎管理理念；从监管框架看，应注重风险评估体系的建立完善和监测指标的动态调整；从监管操作看，应突出对重点业务和重点对象的监督管理；从未来趋势看，应更重视大数据运用。

朱林等立足经常项目外汇管理实践，通过厘清经常项目事中事后监管概念内涵和功能定位，引入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管理以及行为监管三大类评估指标，设计事中事后监管工作运行机制等方面入手，构建了指标完善、重点突出、机制灵活、预期引导经常项目事中事后新型监管模式。

（详见朱林等. 新形势下经常项目事中事后监管模式构建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17,9.）

十、实施绿色信贷有利于提高银行绩效，降低银行风险

李苏等以2011—2015年16 家上市商业银行年报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分析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分别对银行绩效和风险的影响程度，研究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是否有利于银行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与银行绩效呈正相关关系，银行实施绿色信贷有利于提高绩效；绿色信贷与银行风险呈负相关关系，实施绿色信贷能够降低其风险。

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份额不高，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尚处于较低水平。构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商业银行主动开展绿色金融和信贷服务，并将之融入其信贷文化中，是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商业银行作为利益最大化的主体，要让绿色信贷政策发挥作用，需实现法律、财政激励和监管引导三者的有机结合。

（详见李苏等.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绩效与风险的影响——基于16 家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分析.金融发展研究，2017,9.）